从反思到政策酝酿,中国新医改之路已历经三年多。无论最终明晰之前还有多少喧嚣,理清医改的进程,梳理各方争论焦点,都将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思考未来。
医改成为社会争论焦点,起始于官方背景研究机构的一份报告,国研中心课题组抛出“医改不成功”论断。这一论断像一枚“重磅炮弹”炸开了公众反思的洪流。
该报告之所以没有像其他诸多研究报告那样被短暂关注后迅疾消沉,在于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即“看病难、看病贵”已积累为社会主要矛盾之一。这份报告的结论已不重要,关键是从此开启了全社会发言医改的“窗口”。
因此,从2005年以来,中国医改问题上的全民发言,成为抹不去的社会记忆。
当反思成为了强烈的民意,决策者们首次把政治承诺放到了医改领域。随后,如何制定政策成为争论焦点。
然而,新医改方案在公众一次一次期待中,仍未公开露面。
对于新医改方案,公众的热盼与政府的谨慎,展现了一个现实:医改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世界性难题,放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尤为棘手。
同时,现有政治体制下,每项政策制定背后都会映显部门和个别群体利益,利益之争有时甚至超过了对医改理论本身科学的探求。
从民意到政治承诺可能只是0到1,而实现这一承诺则需要1加n,n不仅代表着决策层要高超地设计一系列制度,更呈现着他们广纳民意、调整利益的勇气。
变迁:从民意到政治承诺
追溯中国医改历程的起点,起码应该落脚在1996年。该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并于翌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之所以把这作为起点,在于它明确了卫生界人士常提及的“三改并举”的医改之路,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同步推进。伴随着后续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整体改革的大幕拉开。
然而,“三项改革”至今没有一项内容真正改革到位。
这期间,出现了一个重要拐点。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即2003年“非典”,使现有的卫生体制缺陷凸现。同时,也将全社会对卫生体制的反思推进高潮,话题从“公共卫生基础薄弱”,延伸到“医疗卫生事业、公立医院如何定位”。
反思与讨论的结果是,前者达成一致: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后,各地公共卫生预防体系迅速建设起来。
但后一话题至今仍未取得普遍一致的意见。“非典”带给医改的直接冲击是“卫生事业恢复公益性、政府主导”的呼声高涨,而现实是,所谓“医疗市场化”已经在地方实践中铺开——放宽民营资本进入医疗体系,企业医院剥离重组、公立医院产权改制等。
这样,“政府主导”和“全面市场化”观点进行了第一次“交锋”,但这种争议还仅限于卫生界内部范围。到2004年,局面似乎开始明朗,全面市场化的主张占了上风。有关人士披露,《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在制定,这个意见的中心思想,是医院改革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
然而,各地以公立医院产权改制为核心的医改实践,并未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此间,医患矛盾不断激化,民众对现行医疗体制的不满在逐步增加。
在此背景下,2005年7月,国研中心“医改不成功”论调在媒体上公开,恰逢时机。它成为又一个拐点,之后,对我国此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整体反思和讨论蔓延到了整个社会领域。
当医改成为全社会讨论焦点时,中央或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