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有报道透露,14部委(后加为16)组建医改协调小组,并由相关部门牵头分四个专题进行调研。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以中央决议的方式明确医改方向:“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当月,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聚焦医改话题。至此,对医改的呼声,从民意走到了中央层面的政治承诺。随后,如何制定具体政策成为争论焦点。2007年3月,6个(后增加到9个)备选方案消息传出,使争议聚焦在各方案异同之间,又达到一个新高潮。
争论至此,业界热盼十七大对此有一明确的“说法”。从十七大报告和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看出,构建四大体系和八项体制成为新医改的基本内容。但至今,方案具体内容并未公开。
识者言,方案虽未公布,但中国医改已经迈开了关键一步,即实现了民意到政治承诺的跨越,新医改正在加速。
争论:从路径到利益
公共政策制定的难度,在于没有现成的完美模式可鉴,这在医疗卫生体制方面更为突出。因此,医改的路径之争显得不可避免。
首先,国研报告引发了对医改市场化思路的指责。如以香港学者王绍光为代表的“中国医改患上了美国病”之说不胫而走。
国研报告负责人葛延风被冠为“政府主导派”,而持相同观点的北大教授李玲也带上了此标志。两者的观点被简单总结为“英国模式”,即政府加大投入,健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恢复公立医院公益性。
这种思路通过各种消息源公布后,另一种针锋相对的声音发出。在他们看来,英国模式有诸多问题:服务差、效率低等。而以“社会保险”为特点的“德国模式”,既解决了筹资问题,又以第三方购买服务形式,解决了效率问题。这种思路被标为“市场主导派”。
最后,两种泾渭分明的医改路径同时成为备选方案而备受关注。
无论是前期“医改不成功”之争,还是后来新医改方案之争,争议集中在改革医疗体制的核心问题:筹资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如何构建?简言之,医疗费用从哪里来?医疗服务如何提供?
第一个问题涉及政府投入究竟是直接资助医疗机构(补供方),还是补贴消费者购买医疗保险(补需方)?北大、国研中心等被认为是“补供方”的典型代表,而北师大等机构则是旗帜鲜明“补需方”支持者。
与此对应,公立医院恢复公益性、低价高质提供医疗服务,和医保第三方购买医疗服务,成为各自构想的医疗服务体系。
路径争议是明显的,背后则更隐藏着利益之争。
最大的利益之争来源于部门。按现行中国行政体系,与卫生相关的部门,窄口算有两三个,宽口算则达十几个。显然,这么多部门“坐在一起”讨论医改,如何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就成为关键。业内人士分析,公众热盼新方案公布的时间表一拖再拖,也证实了协调利益的难度。
观察者看到,不同路径医改思路,在分析对方观点存在的缺陷时,均指向政府监管能力。如反对“补供方”者质疑政府是否有足够管理手段,避免公立医院效率低,及在垄断状态下的质量问题。反对“补需方”者则直指医保机构(目前均为政府主办)未能实现控制医疗费用,购买优质服务的职能。
因此,识者言,无论选择哪种医改路径,政府监管和机制设计——尤其是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智慧设计监管制度及有效执行——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