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处方与药事费 两者究竟是相生还是相克?

比如莆田学院附属医院的做法，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医生不敢给病人开药；而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做法，处方合理与不合理的认定，本身就是一个繁琐的工作，况且医生和药师在某些用药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让药师站出来理直气壮地指责某医生开的处方不合理，那除非是个别比较过分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占少数，那些游离在合理与不合理边缘的处方，药师真的会与医生较真吗？未必。

　　至于青岛市某医院的措施，有的医院管理者则认为有点滑稽，在医生的处方上签署患者本人的名字，简直是有点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有的患者医药费是公家报销，就患者本人而言，还巴不得医生尽量多开。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其签字能遏制大处方的产生吗？至于说到300元以上的处方，医生须请教上级医生，医生同样可以采取分解处方的办法，化大为小，还是不打扰上级医生为好。

　　大处方何去何从

　　国家发改委“药事费”议题一出，引来几多是与非。是也好、非也罢，表面上是针对药品价格说事儿的，实质上是对合理用药制度的渴望，是对以大处方为代表的不合理用药的唾弃。药事费出台能否遏制大处方，还要先理顺大处方与药事费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概念，是一对充满思辩的存在。

　　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杨银学归纳出大处方的几个特征：一、无菌手术或非感染手术，超麻醉诱导期使用抗生素；二、给同一患者同时使用两种以上机制相同的药物；三、病情不需要时，超疗程、超剂量使用；四、使用与疾病治疗无关的药物；五、医保患者出院时超量带药；六、为医保患者攒药。

　　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从这6个方面着手就能杜绝大处方的产生呢？不尽然，河南省淮滨市卫生局张敬涛分析说，大处方的产生是以下几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医生的医疗水平低下，越是基层医疗机构，不合理用药的现象就普遍，有时候并不是医生故意而为之，而是技术只到这样的水平，合理用药的觉悟不高。还有，现在不少医疗单位在实行浮动工资制，把处方收入与医生工资、奖金直接挂钩，医生处方金额高的，个人奖金随之增高，致使个别医生为了增加收入而开写大处方。另外，就是公费医疗制度本身的缺陷及管理方面的问题，一些享受公费医疗者要求多开药或指定要什么药，而有关医生又不能认真把关，遂使处方值增大，随手大笔一挥做了个顺水人情，导致公费医疗开支增加。

　　沈阳军区总医院药剂科主任史国兵说，药品价格的改革最终应该是淡化药品的商品属性，提升其本身就存在的公益属性，显然，单纯依靠药事费将药品价格拉回理性区域是不现实的，单纯地改革药品价格体制也不能达到上述目的，没有医院考核机制、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大处方生存的土壤就无法铲除，到头来，药事费或将摇身变成大处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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