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宜清的治疗过程,不准告诉媒体,不准向法院起诉,不准通知行政机关。”
周宜清(原名周易清)在上海东方医院的总治疗费用高达近90万元,周振华一家尽全力支付了其中的20多万,除去儿童基金捐助部分,还欠医院40多万。
2006年7月31日,周宜清死后第二天,医院告诉周振华,可以免去这40多万治疗费用,但前提是必须签署一份同意书,“上面写着3点要求,关于周宜清的治疗过程,不准告诉媒体,不准向法院起诉,不准通知行政机关。”
这“三不准”给了周振华猛然一击。
“我的儿子被做了人体实验?”
回忆细节,四处查询,他的怀疑日益强烈。
周振华之前从未对治疗的性质产生怀疑,“我们一直以为是常规治疗。”在13楼中德心脏中心,所有人都能取得的医院治疗宣传册上,清楚地写明了对终末期心衰的治疗手段有4种——人工心脏植入术;心脏移植;心肺联合移植;人工心脏+干细胞种植术。
到了7月末,周振华突然发现,医院的治疗宣传册中已悄悄取消了周宜清参与的第4项内容,所谓有效率90%的“人工心脏+干细胞种植术”。
周振华开始怀疑人工心脏的安全和有效性,他致函德国心脏中心,希望得到周宜清使用的人工心脏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相关数据、认证资料。心脏中心的回复是:1996年就通过了欧洲MDD的认证,其他的问题不能讨论,可向东方医院询问。
咨询其他医生后,周振华又发现一个巨大的疑点——“干细胞和肌细胞技术连国外都还在动物实验阶段,科学家们还在争论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东方医院早在2004年就已使用于临床!”
“如果是临床实验,医院和医生应告知家属,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和通过伦理委员会的讨论,还要签署大量的文件。”周振华所请的代理人张胜富说,“但周振华在那么多协议上签了那么多名,却没有一个与此有关。”
11月底,周宜清的父母将一纸民事诉状递交到上海市一中院,一周后,法官建议他,“应先打刑事诉讼,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后要求民事赔偿”。目前此案在等待立案中。
“皮肤没有粘性,过不了今晚”
13岁的周宜清,匆忙成为亚洲年龄最小的安装外置人工心脏患者。
最早的疑点回溯到两年多以前,刚刚踏入东方医院的时候,在同一个东方医院前后相隔几小时的检查中,对周宜清心功能的描述,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入院检查显示心功能是心衰四级,而几小时后的术前检查中却显示,心功能是二到三级。
而周宜清在之前儿科医院的心功能诊断结果为“心功能不全”,并没有下完全心衰的结论。
周振华在2006年底意识到,用3小时决定儿子的命运过于急促。2004年4月22日晚7点到10点,是周振华夫妇如今不太愿意多回忆的“噩梦般的3小时”。
在那3小时中,周振华、郭永倍夫妇心急如焚,忙不迭地在上海市东方医院的医生递上的各种单据上签字,而关于手术的知情同意过程持续了不到10分钟。
“当时我们的感觉是走到穷途末路,遇见大救星。”周振华说。
2004年4月10日起,13岁的周宜清出现乏力、呕吐、咳嗽多痰症状。4月19日,在儿科医院被诊断为原发性扩张性心肌病。4月22日下午,东方医院院长前来会诊,摸了摸孩子的手和身体,对母亲郭永倍说,“你儿子病很重,他身上的皮肤已经没粘性了,过不了今晚。”
夫妇俩惊呆了。
他们回忆,院长随即介绍说,东方医院有先进的治疗方法,先安装“BERLIN HEART”人工心脏,让自己的心脏“休息”,再把从骨髓里取出的干细胞——人体的原生细胞,象撒种子一样撒在心脏上,修复心肌活力,最后把人工心脏卸下,病人就如同正常人了,这套治疗方法成功率90%,费用25万元左右。
在夫妇俩的记忆中,院长还说,“你们非常幸运,正好在开一个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德国柏林心脏中心总裁和主任翁渝国教授正在上海,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心脏。”
儿子被迅速从儿科医院转至东方医院,在那后来被父亲周振华称为“噩梦般的3小时”的检查后,被推进手术室,接受了第一次手术,手术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3点30分。
手术签字医生依次是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德国籍医生翁渝国,范慧敏。“还有一个提供机器的德国人也进了手术室。”周振华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