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3-27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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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全行业整顿开始，管理者就不断采取关闭资金市场等措施，信托公司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相继断流。一些本来就存在问题的信托公司铤而走险，走上变本加厉的违规经营之路。中银国信、中农信、中创、广东国投等信托“巨舰”就沉没在这种背景之下。
此外还有行业自身难以左右的系统性风险。
“当年的汇率损失，也是造成信托公司支付失败的重要原因。”王连洲说，广国投的破产就是一个例子。改革初期，各级政府都在通过国际信托公司引进外资，上世纪80年代广国投就借了大量的日元支持当地建设。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汇率的变动给这些国际信托公司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导致其最后要多赚八倍的钱才能还上当年的债务。
“类似的系统性风险属于不可抗力，所以不应把罪过都归于广国投。”王连洲说。
但是，当时铺天盖地一边倒的负面消息，对信托的名誉可谓雪上加霜，“坏孩子”成了社会对信托的“公判”。
也是有功之臣
虽然定位的错误和制度的缺失没有让信托公司干上自己的本行，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开放，信托功不可没。
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资都是借信托进入中国的。在信托作为融资工具被引进的时期，国家只有几百亿的外汇，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需要大量外资。
“当时全国10个融资窗口，至少7个是信托公司。早期的电厂、电视机厂等大都是信托公司引进外资建成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还都认为信托公司贡献很大。”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东峰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信托不仅是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平台，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先驱和探索者。
“如果没有中信，当时中国就无法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在王连洲看来，信托投资机构更是中国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切入点和第一块试验田——在冲破传统金融制度桎梏束缚、弥补传统银行信用不足，拓宽金融服务涵盖面，支持地方经济以及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等方面，信托都发挥了先导作用。
“信托总资产早在1998年便达到过6000亿元，当时证券交易所里一半的席位都是信托公司的。”北京国际信托与青岛海协信托投资银行业务发展中心首席运营官勾亦军告诉中国经济时报，直接融资比重小一直是我国投融资机制中的一大痼疾，而许多信托投资公司正是利用自身连接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优势，为弥补这一缺陷作出了初具规模但意义深远的尝试。
资本市场最困难的时候信托也曾一显身手。2002年之后我国资本市场长期萎靡不振、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给证券投资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新生的信托投资公司群体承受住了政策和市场的惊涛骇浪，交出了一份成绩优良的答卷——银监会首批指定信息披露的30家信托投资公司2004年实现净利润70327万元。
“这与此时已连续3年全行业亏损的证券公司、苦苦支撑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年度亏损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个别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鲜明对照，这无疑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业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勾亦军指出。
信托现已翻过最悲壮的一页，开始了转折。2006年信托资产规模只有3000多亿；截至2007年底，这一规模已经翻了一番，突破9000亿。
资深信托人士刘响东告诉中国经济时报，如果未来信托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发展环境，两年内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应该能够突破2万亿。
学走路的孩子哪个不摔跤
“摸着石头过河”是每一个新生行业的必由之路。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信托业亦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
“其实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前些年信托公司出过的问题，我认为那是一个新生行业成长中的正常现象。”王连洲告诉本报记者，像孩子摔过跤才能学会走路一样，银行、基金、证券、保险等现在做得出色的行业也是在颠簸中成熟起来的，它们也曾经犯过错误。
可只有信托业遭受了迥异对待。
一家信托公司研发部的张经理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自从2001年信托一法两规实施以后，57家信托公司只有3家出问题的，而同期出事的证券公司比信托公司多得多，基金黑幕也闹得沸沸扬扬，但信托业受到整顿最激烈！”
“股市不好的时候，证券、基金大都巨额亏损，大的商业银行也是国家注资几千亿才得以平稳过渡的。”金融信托专家孙飞告诉本报，但这些行业都得到了监管部门中医似的温和的调理、维护、保守型的治疗，而信托业则遭受了西医似的大切除。
银行、证券、基金等行业出问题的时候需要引导和扶持，信托同样也需要宽容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