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气老实的山西人能出什么样的新晋商

山西人的行为举止成为“土气”的代表。

山西作家赵树理虽然不象鲁迅、巴金那样有名，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因为他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山老祖。为什么叫“山药蛋派”呢？这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不知道英文中Potato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曹操肯定是没有吃过Potato，贾宝玉好象也没吃过，所以Potato传入中国大约是清朝中期吧。那时中国还没有人懂洋文，无法直接音译，只好拍脑袋乱起名字。广东人把Potato分到“薯”类，起名叫作“马铃薯”；南京人把Potato分到“芋”类，起名叫作“洋山芋”；北京人把Potato分到“豆”类，起名叫作“土豆”；而山西人又把Potato分到“蛋”类，给Potato起个爱称叫“山药蛋”。(从中国各地对Potato的乱称呼，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混乱，对事物分类的无科学性)。

中国的文人(那时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历来自命清高，所谓清高就是不谈日常生活琐事。画家只画山水花鸟，绝不会去画一个锄地的老农；文士满口只是“之乎者也”，对身边的自然界，动物植物之类全无兴趣，文人雅士的文章中也从来不会“土豆”、“山药蛋”这些词，所以当时没人想到该给Potato起个正式名称，就任凭乡巴佬们对Potato乱叫起来。

直到近代植物学传到中国，学者们才注意到这件事：Potato传到中国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采用北京话“土豆”作为Potato学名显然不妥，因为在植物学上Potato并不属于豆类；采用山西人的爱称“山药蛋”，更犯动植物不分大忌；还是广东人把Potato分为“薯类”比较符合植物学，所以就把Potato的学名定为“马铃薯”。虽然现在Potato也有了正式的学名，但中国人的地方主义严重，各地还是坚持自己对Potato的俗名，在中国各地统一对Potato的称呼，似乎比统一台湾还难。

中国老百姓缺少自信，没有个人的主见，一看到洋人好，就开始盲目迷信和仿效洋人。既然洋人先进，那么洋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先进的；既然中国人后进，中国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后进的。一个人一旦有了“洋气”，连格调、水平也跟着高了起来；而传统的中国味十足的东西，则沦为下品之物，起一个诨名叫做“土气”。甚至连殖民地香港人的行为举止也沾上了“洋气”，成为国人羡慕模仿的对象。山西人比较保守，喜欢坚持老中国的传统风格，于是山西人的行为举止就成为“土气”的代表。陈永贵大叔头上裹一块白毛巾，就被大家传为“土气”的笑料，而如果香港人头上也裹一块白毛巾的话，就会被中国人视为时髦风尚，神州大地白毛巾恐怕就要一时脱销。

近代中国人的崇洋之风也波及到Potato的名称，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马铃薯”，就会被人认为是具有“洋味”的新派人物；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山药蛋”，肯定被人笑话为土老冒。所以赵树理这样把Potato叫作“山药蛋”的小说家，就被人谈笑为“山药蛋派”，表示其人和其作品都是土气十足。虽然赵树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写得不错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一片洋风热浪里，赵树理的作品独树一帜，亦是难能可贵。不过在崇洋心态严重的现代中国人看来，一提到“山药蛋派”，就认为是上不了台面的下里巴人俗货。

也许是一种成见，人们提到山西，往往就不由地和贫穷落后联系起来。我查了一下统计数据，1999年中国各省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排行表中，广东省第一，山西省则倒数第二，比新疆宁夏人的收入还少一大块，仅比最穷的甘肃省略好一些。然而山西人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如此“穷”过，余秋雨还写过一篇《愧对山西》的散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山西也本应成为一个富省，山西人口不多，人口压力不大，粮食等一直能够自给自足。特别是山西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现在中国能源的70%依靠煤炭，而中国煤炭的60%又靠山西，可是，卖煤炭越卖越穷，以至于穷到中国之最的边缘。

山西人老实，但是这个词语现在不再是褒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