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成功缘于黑社会化管理吗

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暗号，某个字的拐弯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老百姓是看不懂银票的，因为上面全是密码：“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12个月的代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号。“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汇票只要一兑付，立即销毁。至今为止，只有一张日升昌票号1860年的汇票存世。这些作法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摩根、巴林银行，有人因此说，山西票号比摩根、巴林银行“聪明”。可是，说这话的人忘了，聪明绝不等于智慧。

要想实施有力的控制，必须等级森严，赏罚分明。票号里70%的职工是小喽罗，他们在学徒期间，只管饭，不给钱；学徒期满后，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睡得比狗晚，赚的只是零头中的零头。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还有30%属于白领、金领，有的甚至是 钻石领。协成乾的工资有36个等级，一个聪明勤奋的小伙子，从学徒开始熬，一步步爬过这36级台阶，即使每年升一级，等他爬到顶上时，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了。一旦爬到拥有“顶身股”的级别，相当于在华尔街成为“合伙人”，那就不光是赚工资了。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票号的股本有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是东家拿出的钱，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入股。票号里的顶身股由少到多，在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33%的职工有顶身股。一开始，银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当于银股的一半左右，到后来，身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 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不光活着的时候能够分红，死了也能赚钱。大德通的职工死后，可以享受几年的分红待遇：身股一到三厘的，三年；四五厘的，四年，如果是郝荃、高钰这种高管，可以在死后享受七年的“活人”待遇。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的确是个天才：他的目的就是让人承认：为票号卖命，值！

然而，人的贪欲是无穷的。票号的激励机制，并不能杜绝内部的贪污腐败，作奸犯科。在辛亥革命后的票号的兵败如山倒中，那些享有票号优越待遇、拥有身股的经理、掌柜们，照样卷款潜逃、弃职回家。

光绪初年，山西发生严重旱灾，巡抚曾国荃设立晋捐局，筹集各省的赈灾款，往来款项，均由山西票号经手汇兑。四年之后，爆出大案，巨兴源票号的贾世源、车跃龙二人，勾结官府的书吏，隐匿侵吞赈灾款，被查出万两银子的窟窿。

不但挖国家的墙脚，还挖票号自己墙脚。在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中，有一个叫“余庆昌”的秘密账号长期存在，进行放贷营利。余庆昌是有身股的白领、金领的秘密小金库，相当于今天的“老鼠仓”，它的存在，捅破了票号“科学管理”的泡沫。

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

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被学者、文人们热情讴歌、津津乐道。禁止亲友浮借、上不准偏袒、下不准放肆、不准奢侈浪费、不准私分厚道、禁食鸦片、不准赌博游娼……然而，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1907年11月，营口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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