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晋商那张失败的脸

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35.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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