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9-11 9:01:00 来源: 网易财经()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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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联合了7个人一起注册了一个国有制的公司，挂靠在化机院下。他用自己的家产做抵押向化机院借了1万块钱，在与化机院的协议中，任这样写道，“我将自己的家产拿来做抵押，如果失败了，将家产变卖后从财产上作一个补偿，另外本人的职位级别降一级，从科级干部降为普通干部，工资降一级”。
任建新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出生在一个支边的家庭，任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怀才不遇的父亲早年因喝酒抑郁而死。15岁时，任建新的母亲去世，他插队到农村，年龄大的知青看不惯这个干活积极的小男孩，在任建新准备吃饭时他们顺势倒下一锅涮锅水，这一下子激怒了这个小男孩，他拼了命地跟6个大龄知青打了一架，从此，他们改叫任建新“任爷”。任后来跟下属说，那天晚上他没有睡觉，他想起母亲送给他的《毛选》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任爷”的第一笔生意只挣到了两毛钱。8月的兰州秋高气爽，一辆半旧的北京130改的“大篷车”从兰州驶向西宁，4个身着蓝星防酸服、头戴黄色铝盔的年轻人在西宁的街上呆了一整天却没有揽到活，直到晚上，他们为一个老头洗了把茶壶挣到了2毛钱。
生意的转机出现在青海省祁连铜矿。初到矿区，他们就在矿上的广播中作了这样一则启事：从兰州来的共青团员学雷锋做好事，免费为矿工清洗家中的茶壶水垢。任建新的清洗公司很快在矿上出了名，在洗茶壶之外，他们开始为矿上的换气设备、工业设备等清洗水垢，清洗公司在矿区一炮打响。那一年，任建新的清洗公司赚到了24万元的净利润，任还清了化机院的1万借款，公司性质也转为集体所有。
然而，获得市场的蓝星并没有赢得信任。在化机院情报所做的项目分析报告中，清洗公司只能存活三个月，后来又被改为半年，再次修改被延续到一年。身份问题从那时起就困扰着任建新，没人敢把清洗工业设备交给他们，“你们不是本系统内的正规公司”。
这种局面直到1986年以后，蓝星因为成功完成了几套大型设备的清洗而名声大噪。当时山西化肥厂有一套合成氨装置需要清洗，国外公司束手无策。而任建新带领的蓝星突击队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洗净了第一根二十四英寸氧气管道，除锈率百分之百，腐蚀率仅为一克／平方米小时，德国专家鲁奇在管道上写下OK的照片至今还出现蓝星集团的宣传册上。而蓝星的速度也让在场的化工部副部长潘连生吃了一惊，“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任随后将蓝星清洗(行情论坛)在大型成套装置上的应用作为课题，报请化工部和国家科委，同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有了国家级的奖励作支撑，再加上任建新很重视及时将工作告诉媒体，蓝星清洗在工业领域的知名度迅速打开。
“我们创造了365行之外的另一个行业”，任建新经常以此激励员工。在兰州，只要提到在蓝星工作就会是一件遭人嫉妒的事情，而任建新也开始获得政治荣誉，他连年被评为甘肃省人大代表、优秀青年企业家。在1995年搬到北京之前，蓝星的资产已经超过5个亿。
迁京在任建新的脑子中酝酿许久。早在1992年，任在一次与中层干部的交谈中，任说，“蓝星总部要搬到北京去，不仅是北京，还要在国外建立总部”，在场的年轻人无不震憾。
“任非常清楚北京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以及这对他本人的意义”，一位接近任建新的人士说。199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到甘肃考察，作为青年企业家代表，任建新受到了总理的接见，当李鹏问到企业发展有何困难时，别的企业家纷纷要钱、要政策，而任建新却说，“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将蓝星的总部搬到北京去”。
任已经深深感受到兰州带给他的局限。“从1984年到1992年，蓝星年年有人来查账，不断地有人打任建新的小报告”，他对此早已不胜其烦。
改制
在来到北京的最初五年中，任建新埋头做事，相当低调。他一改在兰州时频频露脸的习惯，甚至在媒体上不做任何报道，他给下属的命令是“少说一点，少张扬一点”。2000年之后才不再刻意的低调。
在迁京前后，与任建新同时创业的伙伴们先后离开了他。他们意识到，任并没有将产权量化到创始人的打算，而任最终的目标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他们最终将一无所获。
事实后来证明了猜测——任对于产权改制并无兴趣。在1990年代中后期，有不少人想帮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