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7-31 8:52: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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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由上海到安徽省和县毛巷公社插队；
1977年考上安徽大学经济学系；
1982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
1984年至199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教师、副所长、所长；
1996年2月至1998年7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998年7月至2002年2月任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
2001年12月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2002年8月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至今。
用数万字的《资本论》读书笔记换来高考资格
记者：你特别喜欢用“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形容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为什么？
顾海良：我读《基辛格传》时，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二战胜利后，美国政府作出一个重要决定：给那些经过枪林弹雨的军人提供上大学进修的机会。在和平的阳光下，那些把肩章统统撤掉的上校和下等兵不分彼此地同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学习，这一情景让人不由生出无比感慨和激动。
恢复高考后的景象与此非常相似。当时，我们同一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最大的近20岁。十年动乱结束了，大家不分长幼坐在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要把宝贵的光阴夺回来，那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记者：高考改变了你的人生吗？
顾海良：可以说，恢复高考，我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读初二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从上海下放到安徽农村，务了两年农后被选到当地小学当老师。闲寂无聊，日子难以打发的时候，我便四处寻书来看，并开始自学高中课程。
1973年，我也参加过一次“高考”，成绩考得不错，但仍然没有机会上大学，因为那时的逻辑是“你考得好，证明你劳动不好，主要精力都用去学习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当年我既不是老三届高中生，年龄又超过了25岁，于是我拿着数万字的《资本论》读书笔记去报名，证明我已达到了高中水平，这才获得了考试资格。
记得当时有一道填空题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紧张一时想不起来，于是一边默唱一边书写。我还记得当年的作文题是《一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我便模仿鲁迅的风格，写贫下中农如何帮助自己的事儿。
那年高考我的数学考了满分，题目很简单，难度大一点的是复数。考完之后，监考老师笑眯眯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肯定能上。”
不能拿精英教育的尺子衡量大众化教育
记者：你既当过中小学教师，也担任过教育部的官员，现在又是国家重点大学的负责人，你怎样评价恢复高考这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顾海良：作为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的人，我直接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3件大事：第一是恢复高考制度；第二是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套完整的学位体系；第三就是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
我认为，恢复高考30年来，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现已基本形成了完备的体系，总体发展是健康的，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
记者：你认为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指责有道理吗？
顾海良：我始终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错位现象。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的发展阶段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