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大学的毛入学率在15%以下属于精英教育,达到15%~50%是大众化教育,到了50%以上则是普及化教育。
应该承认,我国现在正处于大众化教育的初级阶段,而美国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完成了大众化阶段,在1970年已经实现大学毛入学率50%以上,进入了普及化教育。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思想上要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明确定位在大众化教育这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至少要持续20年之久,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之路显得尤为重要,而不是简单移植或照搬外国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经验。
记者:对社会批评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顾海良:我国的学位制度是从硕士学位首先切入的,吸收了世界各国的经验,其中包括前苏联的副博士制度。
硕士是本科后教育。过去对硕士学位的定位比较高,是准博士的标准。目前我国在校研究生超过百万,有人提出培养质量下降的问题。应该说,这是学位的培养标准在发生变化,而不是培养质量下降。原来硕士人数比例相当少,主要是作为学术人才来培养的。在大众化教育阶段,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高等教育不仅设有学术型硕士学位,还新出现了大量专业型硕士学位,比如教育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口译硕士等,是一种专业化、职业化的继续教育和深度培养,和专业研究人员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现在如何定位,如何评价硕士研究生成为重要问题。我认为,硕士研究生的直接生源不能都是本科毕业生,还应该包括社会上有阅历、有实践经验的人。
一旦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民众参与很重要
记者:武汉大学近年有不少创新之举:如设立学习开放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业辅导;实行开放式办学,把珞珈论坛搬到了北京,在北京、深圳等地建立研究院等。听说,学校最近又在考虑新一届校务管理委员会,要吸收不低于10%的学生委员、不低于5%的校友委员参与,请问,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顾海良:精英教育是象牙塔,一旦进入大众化教育,民众的参与将变得很重要。大学的治理结构必须随之改变。
大众化教育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它的开放性,大学不能再办成封闭的象牙塔,大学的研究,应该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其学术成果应该走出书斋,为社会服务。
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的参与程度也在加强。学生对学校拥有相应的权益、校友关心学校的发展,社会承担对学校管理的监督和评价。因而大学管理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自觉进行自我调整,从主要依靠专家、教授的旧模式中转变出来,建立学生参与、专门的教育管理专家参与、校友参与、社会人士参与的新模式。这方面,国外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记者:你本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并不是学教育管理的“科班”,关于高等教育的这些观察和思考你是如何获得的?听说你还经常呼吁学校领导每月至少应该读一本与教育相关的书,这是为什么?
顾海良:作为受惠于恢复高考的77级人,我除了感恩外,更多的是责任和忧患意识。我觉得,我们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作为大学管理者,需要潜下心来做些研究。最近我向全校的老师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21世纪的大学》,一本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从中可以看到未来大学的发展趋势。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必然过程。大学校长和书记需要培训。一些大学校长不会跟社会打交道,有的甚至走向了歧途。大学具有自身管理的特殊性。以前感性的管理模式,或者专业院士用自身学科的思维进行的大学管理模式都有局限性,因此需要不断地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