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当它有条件弄到一笔新财源的时候。它第一步一定不是把庙弄大,而是要请到好菩萨,能念经。你没有好菩萨,高等教育的经是念不出来的。不是先建大庙,而是先请大佛。
比如说一个校长拿了一千万,如果用来请大师,往往不能报销,但是盖楼账目一下子就办成了。
海外的好大学,知道大学的生命力不在这些硬件上。虽然它们的硬件也不弱,但是硬件的投入远排不上前三位。第一位的是请大师,第二位的就是用合法的资源设立奖学金,提高生源质量,第三位的是与科研和教学相关的设备。就以图书馆为例,国外的大学不是看一个学校里面盖了多少平方米的图书馆,而是看有多少藏书,而国内许多大学就是比图书馆有多大。即使有钱买书,但开放时间也不多
我欣赏的国内大学校长只有两三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王树国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一个副部级的校长。他说,把我们这些校长变成什么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这就是哭笑不得嘛。校长就是校长,校长是个专业人员,是教育家,是社会贤达,你把他变成行政官僚了,实际上是对大学精神的一种严重腐蚀
不要以为中国的大学只有吉林大学负债那么高,其实高幅度的负债率是中国高校普遍的、全局性的问题。只不过吉林大学在媒体上曝光了而已!
直到现在,高校基本上还是在沿袭老国企运作的模式。许多老国企最后都没有办法维持,只好垮掉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不会用钱,不是他们贷不了款,而是贷了款之后,浪费掉了
盖高楼,把排场做得很大。现有国立大学同国有银行的关系,只不过是老国企同国有银行关系的拷贝
对话
经济观察报:周济部长说,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
丁学良:完全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曾经走过的、事实证明没有出路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好不容易从那个地方走出来了,大学反而还要往回走。这一走进去,再走出来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丁学良
“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丁学良开门见山地说。这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一脸严肃,并没有说笑夸张的意思。
丁学良近年来一直穿梭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以及大学制度。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师制度改革方案引发了有关大学的理念、什么是大学、如何治理大学的持久讨论。在内地最具名望的几所大学里,丁学良做过多场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公开演讲,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为其出版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时为人瞩目。
这位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目前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以及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概括为“比较政治社会学”。而在比较研究中,大学制度无疑是一个新科目,也是让丁学良感受极为深刻的题目。几年来,他一直在呼吁一种开放的大学研究体制,他认为大学应该在观念方面、公共政策方面、外交战略方面成为国家整体利益最好的代言人和推动者。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些应用科学的成果还可以拿钱去买到,但是在开发那些软力量要素上、在给本国国民提供开放性的思路上,用金钱是买不到的。这是中国的大学最应该发挥的公共服务职能。”他说。
但是中国大学这些年来的表现,与这位学者的理念相去甚远。招生黑幕、教授嫖娼、腐败窝案、学术不端……诸如此类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一一浮现,高校似乎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一家杂志做了一期封面专题,标题就是“病入高校”。大学似乎已经不再是纯洁、高尚的象牙塔,而是一个粗暴的、扰攘不息的名利场。
这一乱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不仅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而且成为每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而致力于大学制度研究的丁学良,对此已是哭笑不得。
二
当高校学术腐败等老话题还在媒体与各种讨论会上蔓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去年“两会”期间,几个身为大学校长的代表委员对媒体“诉苦”,说财政给高校的钱太少,学校如何缺钱,日子如何难过云云。结果惹得财政部非常不高兴。“两会”结束后的第五天,在一个论坛上,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楼继伟就回应说:“虽然我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不高、不足,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教育经费中用于高校的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所以,如果高校提出来什么时候给他们增加经费,我说,想靠国家给大学更多的钱,我想你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一时半会儿没戏!”
也就是在此前后,高校的贷款问题浮出水面。
2005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2006年社会蓝皮书说,高校贷款有可能成为新的高风险贷款项目。由于贷款额度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