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完全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曾经走过的、事实证明没有出路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好不容易从那个地方走出来了,大学反而还要往回走。这一走进去,再走出来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现在政府重视高等教育了,高教领域里出官员的机会多了,它就成了一些人追求的对象了。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理想主义,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大学办好,但是也不要否认,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秉着要把高等教育办好的这个心态,而是觉得这里钱越来越多了,这里也能够当官了。
大学里面有三种人: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者(包括后勤服务人员)。行政管理者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如果从学校角度来看,行政人员也好,教师也好,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而设的。这个主从关系不能搞乱。现在好像反过来了,行政管理人员成为了主人,比教师还厉害。
经济观察报:这正是衙门化的表现。是不是可以说,高校的衙门化和负债是因果关系,有了高校的衙门化,才导致了今天高校的严重负债率?
丁学良:你看一下老国企的覆辙,就知道了。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的直接输血已经有多少?解决不了问题,老债刚刚解决掉,新债又出来了,老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新的伤口又在淌血。假如高校的衙门化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高校也决不会比那儿更好,除非你找到了一个解除国有银行同国企之间“父子关系”的根本办法,否则高校也是一样走不下去的。
在目前的机制下,投一百块钱和投一百万块钱产生的效率可能是相同的。好体制,是一分钱、一块钱当一百块钱使,不好的体制,是一百块钱当一块钱使,看看近年来大学的发展道路,这一点特别明显。这种体制不改变的话,你给大学再多的钱也搞不好,你给它一百年时间也搞不好。
经济观察报:这么看,解决高校债务的前景很暗淡?
丁学良: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改革有一个全盘的重新梳理———哪些方面做得成功,或者哪些方面做得不成功———这个重新梳理不到位,中国高校国有化指令方式也解决不了,肯定是解决不了,因为根源是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将近30年了,高等教育总会从中汲取一些经验与教训吧。
丁学良:大学的官本位、行政化、官僚化,实在是走回头路。它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几年取得的基本共识都给破坏掉了,把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最重要的经验做法给抛弃了,而且背道而驰。这绝对是逆改革潮流而动的。
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重新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中国当年的经济改革不是从国有企业等核心部门开始的,而是从边缘部门开始的,如城市里面的个体户,农村的承包制。中国的高等院校要持续发展,也应该从边缘开始,就是要允许私人办校,而且不但从法律上,更重要的是从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给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一视同仁的法律保障———就像过了近30年才慢慢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一样。虽然民营企业在贷款方面还没有被一视同仁,但是只要差距缩小,就越来越有希望了。
在现有的架构之下,必须给公立大学办学的自主权,没有自主权是不行的。就像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就是要给国有企业在经营上的自主权。中国的公立大学不能马上民营化,首先要通过减少对公立大学的行政干预,给予公立大学更多的自主办校权。例如设立大学董事会。这个董事会的成员不能以管理人员为主,要有社会贤达,要有企业家,要有专业方面非常成功的专业人士,包括教育管理人士。要依靠董事会来遴选大学的管理人员。大学校长的任期以四年到五年为宜,要规定最长任期,任期之内奖罚严明。如果在任期之内,学校有严重的负债,特别是贷的钱没用好的话,这个校长就要负法律责任。
经济观察报:只有这一条道路吗?舍此别无他途?
丁学良:工业革命到现在200多年,凡是全球竞争力强的国家,无一不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而创新有两个主要源泉,一是高等教育(包括研究部门),一是企业。如果中国真要实现自主创新目标的话,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必须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先锋队。一些开放性问题的独立研究,首先应该是在大学里进行的。中国能不能够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多迈几步,取决于能否给予高等教育、科研部门和企业部门尽可能多的自主权,而这个自主权必须是有法律保障的,不能说是哪个领导人拍一下脑袋赐予的。自主必须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必须是常规的状态,不能今天有,明天没有。
只有给予大学自主权,打破衙门化,我国的大学教育才能够健康发展。世界上有许多成功的大学经验可以借鉴。在美国,大部分的一流大学都是私立的,但是也有两三所公立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州政府对他们有一定的管辖权,但他们仍然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