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学校里没有“贵族精神”

如果人们真想把他们的子女培养成“贵族”的话，经历如今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底层民众中去了解他们的艰辛，接受他们的教育是必须的。如果等到社会需要用其他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的话，代价就会大的多，过程也会痛苦的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产生了一个富豪阶层。就这个阶层中的个体来说，他们无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甚至贫困家庭，在子女教育上也是不遗余力，这既有我国向来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影响，也有现实的竞争压力的影响，毕竟每个家庭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输在“起点”上；同时，教育产业化也为私立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环境。于是，有些家庭在中学时就送子女出国留学了，更多的则是将子女送入高收费的所谓“贵族学校”，期望在这里通过学习礼仪、网球、高尔夫球等学到“贵族精神”。的确，好的教育环境对子女的学习是有帮助的，这从清华大学每年入学新生中来自农村家庭的只占大约10％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如果期望能从“贵族学校”里学到“贵族精神”可就大错特错了，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贵族精神”，那种认为学到一点贵族礼仪、绅士风度就学到了“贵族精神”，其实和以为学会了用筷子就学到了东方文化一样，是极其荒唐可笑的。

贵族礼仪不等于“贵族精神”

英国是世界上贵族体制最悠久的国家，从中世纪到现在一直绵延不绝，历经多次革命风暴而不倒，和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何在呢？秘密在于，英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高度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贵族集团一方面在与国王的斗争中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利，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中起到平衡作用。这个集团不光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利益，而且也能承担起与其地位相称的社会责任。正因为如此，才能够保证他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够左右逢源，屹立不倒。

中世纪的骑士阶层最好地体现了频频让人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通晓贵族礼仪只是他们的表面特征，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他们往往能勇敢地冲在战斗的最前面。这种深层面的社会责任精神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强势集团的潜意识中，这才是所谓“贵族精神”的精髓所在。

在影片《泰坦尼克号》中，在大船即将下沉的时刻，船长先生没有选择逃亡，而是勇敢地走进了船长室，坚守自己的岗位，在旁人艳羡的目光中是如此，在面临死亡时也同样如此。设计师先生对女主人公的那句话深深地印在了笔者的脑海里，“我没能为你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然后也选择了与他的船呆在一起。还有那三位小提琴演奏师，在旁人忙忙乱乱地逃亡时，他们坚持演奏到最后一刻，用他们的琴声舒缓死亡到来时的恐怖。在这种时刻，能够坦然地面对死神，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才是“贵族精神”的真正体现。而那位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也就是女主人公的未婚夫，为了逃亡竟然抱起别人家的女孩，冒充是自己的，最后得以登上救生艇；女主人公的母亲，明明救生艇还有空位却拒绝返回去救助落水者，这两位在片中一直都是被鄙视、被批判的对象。

我国历史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这种“贵族精神”的最好概括。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我国从不缺乏这类人物，象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李自成、林则徐等等。在近代革命战争年代，英勇就义、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先烈们就是这种“贵族精神”的体现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信仰，他们能够跳出狭隘的个人利益，承担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应当说，这种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共产党人身上，清末愿意为变法流第一滴血的谭嗣同、愤而蹈海的陈天华，在最后关头吟出“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吉鸿昌将军，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最后发动“西安事变”挽救中华民族的张学良将军，他们都是中国的“贵族”。

而在今天，平时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颇能在外表上表现绅士风度的人，在危急时刻、在面对底层民众时的态度与真正的“贵族精神”却格格不入。前几天，新疆克拉马依大火十周年纪念日仍能掀起人们心头隐隐的痛。在那场大火中，几百名少年儿童葬身火海，而20多名距离火源最近的领导干部却无一伤亡。在危险关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让干部先走”而不惜耽误学生逃生的宝贵时间，在泰坦尼克号上，船长首先想到的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前几年爆出的哈尔滨“宝马撞人”案，前几天的成都“奔驰车撞伤儿童然后倒车碾死”案，频频爆发的矿难事故等等，都典型地表现了社会强势群体在面对底层民众时对生命的冷漠态度。这些官员和富豪们如果有机会和那位船长先生坐在一起的话，你也许很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一样的服饰、一样的雍容华贵，但是内在的差距何异天地？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官本位”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底层民众的权力缺位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20年来的财富爆发以及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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