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可能是中国最累的企业-中国投资理财网，经营你的人脉，增加你的财富

“杀人”的床垫与抑郁症

“当我们走上这条路，没有退路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高层领导为此牺牲了健康。后来的人也仍不断在消磨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达到业界最佳。沙特阿拉伯商务大臣来参观时，发现我们办公室柜子上都是床垫，然后把他的所有随员都带进去听我们解释这床垫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裕起来就要有奋斗精神。奋斗需一代一代地坚持不懈。”

任正非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床垫文化”。华为在创业期有一个传统，几乎每个研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铁柜的底层，办公桌的下面。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盈月不回宿舍，就这一张床垫，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半个家，它把华为人的体力和智力发挥到最大值，并成为华为精神的一个象征。裹着床垫的华为人很容易让人想象成背着行囊长途奔袭的士兵。

“加班对研发部门来说，是非常常态的事。”高强表示，胡新宇的猝死和张锐的自缢都只是个案，对华为的“床垫文化”并没有产生影响，“从全球来看，像日本处在发达的工业时代，猝死这种事其实很正常。”他认为，导致猝死有很多因素：一是连续加班，二是精神压力，三是个人身体状况，胡新宇的死正因于此，四是周边环境影响。“当时，公司也在内部号召大家学习天道酬勤的精神，有些项目确实很紧，你不这样做，蛋糕就给别人拿走了。我们在公司能强烈地感觉到，不好好做，公司会危险，产品会危险，个人生存也会危险。”

“抛头颅洒热血”及“鞠躬尽瘁”的精神在华为被极端推崇。高强说，在华为，压力最大的是“研发体”的人，研发体包括研发部门、测试部门、市场技术部门、客户服务部门，其中又以研发部门为甚，“我在华为两年，苦也苦过，熬夜也熬过，垫子上也躺过，最忙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睡觉，搞定了才发现很累了要睡一会，起来又继续做，饿了就去吃饭。最长时有一两个月没和女朋友见过面。”

在高强看来，张锐的死与其个人偿还大学助学贷款、女友抱怨未买房的生活压力有关，与公司无关，“就我接触的同事对这事都没什么感觉，觉得这个人太脆弱，不是公司把他弄死的，就算他不到华为，到中兴、腾讯，也会去死，这是必然的”。

然而，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正在让华为员工变得郁郁寡欢。“有什么办法可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任正非在写给抑郁症员工的信中说，“人生苦短,不必自己折磨自己。有机会去北京、去景山公园看看，从西门进，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得像海啸一样奔放，这些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族，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么乐观，多么豁达。去看看丽江街上少数民族姑娘的对歌，也许会减轻他们的病情。”

高强说，为了排解员工精神压力，公司专门设有“荣誉部”，“员工有什么想不开的，可以去谈心，都是些五六十岁的老专家，有心理医生，有老革命。”另外，北京大学附属医院也在公司设了分部，“各方面公司能做到都尽量做到了，剩下的就是看个人了。”

华为、深圳：可能是中国最累的企业与城市

华为可能是深圳最累的IT企业，而深圳可能是中国最累的城市。

“累相对于其他企业是累一点，但深圳还有很多做软件的公司也很累，中兴、腾讯也很累，都是一样的，深圳本来就是一个很累的地方。”高强说。

抑郁的华为人在深圳并非孤例，来自深圳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18岁以上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为21.1%，在全国城市名列第一。这意味着5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精神疾病，其中，深圳抑郁症发生率为7%，而全球抑郁症发生率约为3.1%。深圳焦虑障碍患病率为9.94%，这意味着深圳每1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有焦虑障碍，其中尤以强迫症患者为多。同时，深圳年均有2000人自杀，比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高。

华为员工大多数来自山区、乡村和城镇，他们信奉的是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公司创立之初，就在家门口碰到了全球最激烈的竞争，我们不得不在市场的狭缝中求生存；当我们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时，放眼一望，所能看得到的良田沃土，早已被西方公司抢占一空，只有在那些偏远、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他们动作稍慢，投入稍小，我们才有一线机会。为了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无数优秀华为儿女离别故土，远离亲情，奔赴海外，无论是在疾病肆虐的非洲，还是在硝烟未散的伊拉克，或者海啸灾后的印尼，以及地震后的阿尔及利亚……有员工在高原缺氧地带开局，爬雪山，越丛林，徒步行走了8天；有员工在国外遭歹徒袭击头上缝了三十多针，康复后又投入工作；也有员工在恐怖爆炸中受伤，或几度患疟疾，康复后继续坚守岗位……”在华为内部广为流传的《天道酬勤》一文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