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贞观政要》,唐太宗李世民对隋文帝的一段考评,意味深远。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唐朝是隋朝的延续,因为唐朝的国家体制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照搬隋朝。李世民对隋文帝的评价,却很独到:“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就是说,隋文帝对人性悟得太透彻,知道人心叵测,千奇百怪。于是谁也不能相信。他居高临下,看到的到处是不负责任的讳过与贪婪的钻营。因此他御下特别严格。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什么都懂得的位置上,不得不事必躬亲,励精图治。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哪怕是一天处理十件事,判断对了五件,也是不小的成就。可是拿错了的判断下去就是滔天恶浪。上台之始不见得有多么正大光明,硬是要给人以果断明快的印象,必得乾纲独断,而内力不逮,只能是刚愎自用。日久,旁边的人也不多言,只拣喜欢听的说,故此也没有什么高招。表面上能与臣公对谈,实际上什么也听不进去。
把李世民对隋文帝的这个评价,抹去一些特定的词汇,放到今天的企业家族群上去,可谓客观公正。初步的成功可以靠能力,但进一步的、持续的成功必须靠人格。人如果稍有成功就恃才傲物,表面上一览众山小,实际上做了自己才能的“奴隶”,就意味着开始失败。要呼唤“心明”的人格这位“主人”出来当家作主,聪明才会变成“睿智”。通常企业家自觉或者不自觉都作了自己能力的奴隶。因为他们不知道进入一定规模以后,做企业要靠人格和思维,要靠发挥出团队每一个人心劲的文化,才能取得成功。
稻盛和夫的切身体会,值得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去揣摩和学习。他说,
“人生和经营的真谛,并非崇高得可望而不可及,更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作为最基本的伦理观,其实它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问题是如何愚直地将它贯彻于始终。”
回到原点
真正厉害的东西都是很朴素的。中国企业家就怕把自己归为常人,常常标新立异,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在稻盛和夫的经验之中,没有什么敬天动地的东西插手其间,也没有我们见惯了的逆向思维,更没有去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否定常识,而是坚持先做人、再做事的朴实理念,坚持回归到“从常理出发”的角度来思考企业的发展。并且坚信,“这种思维方式不论在经营方式还是人生旅程中,都为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稻盛和夫这座高山面前,不能不令我们进入深入思考。究竟是常理为王还是反常理为王?这是个问题。常识一脉,源远流长。从稻盛和夫的《活法》、盛田昭夫的《日本制造》和山姆·沃尔顿的《美国制造》,到汤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的激情》,再到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老子的《道德经》和《易经》,这其中一贯的思想就是“常识”思维。
然而,反常识一派也阵容不俗。这其中既有金融大鳄索罗斯,又有名列2006年全球最佳CEO榜首的斯蒂夫·乔布斯,有怪才出身的甲骨文CEO拉里·艾利森,还有行业新秀江南春,更有千千万万个靠反常识取胜的企业家。这就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到底我们该怎么取舍?是该先知学习还是该向经营大师学习?当然,这也可能是个伪问题。因为我们对经营大师都了解甚少,他们的只言片语并不代表他们的一贯的思维和内在的态度。
其实,无论是常识还是反常识,实事求是最重要。在一定时点上,可能“常识”取胜,一定时点上“反常识”取胜。法无定法。对立的世界,唯有对立的思维方式才能生存。那些看上去矛盾的思维,正是不同场合应该采取的思维。换了场合就不合用。只知道一种思维的人,就是不会思维。
在稻盛和夫的理念中,以个人如果具备其中品质,就可以是个不错的企业家了。这七宗品质是:要感恩,要仁爱,要勤奋,要慷慨,要正直,要慎独,要守信。企业家有了这样七种情怀,就会解决好一个做企业的基本问题。用稻盛的话说就是:“‘京瓷’和‘KDDI’如今都已成长为世界规模的企业了,但是, ‘原点’就是‘作为人,该怎么做?’这一条,如此而已。”
弱小的企业家往往穷于应付。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做出判断,而一大堆的损益表和陌生的行业边界,让人头昏。随着规模的扩大,一些出自本能的“损益算计”,一些感觉、感情乃至理性纷纷积累起来用于判断事物,可是还是常常出错。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