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当内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从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毕业时,他看上去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可口可乐(Coca-Cola)的首席执行官。
他的学位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适合当一名社会工作者。不过,他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反而到可口可乐在赞比亚的灌装厂找了一份工作,并在那里成长起来。
“记得有一次回到大学,一位教授问我在做什么,”艾斯戴尔回忆道,“听说我在做买卖,他吓了一跳。我说:‘你看,实际上我认为,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比当一名单枪匹马的社会工作者更能创造价值,能够帮助更多人。'”
对于可口可乐的众多批评者而言,他对这家公司的这种乐观看法一定显得荒谬可笑。几年来,可口可乐面对的批评越来越强烈,外界指责它涉嫌在哥伦比亚虐待工人,在印度重干旱地区占用水源,还对发达国家流行的儿童肥胖症负有一定责任。
随着北美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大学校园纷纷开始抵制可乐,这家公司似乎已经继耐克(Nike)、雀巢(Nestlé)和麦当劳(McDonald's)之后,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头号攻击对象。
学生们抵制可乐,也许对销售额影响不大,但负面新闻的狂轰滥炸可能会使可口可乐最具价值的资产——它的品牌——黯然失色。
“可口可乐一直被视为是正面形象,”饮料业咨询公司BevMark总裁汤姆•皮尔科(Tom Pirko)表示,“现在却出现了危险:这个品牌开始被当成是不好的东西。”
最近,可口可乐还背上了面对批评不思悔改的恶名。有关的例子包括1999年比利时的污染事件——当时,可口可乐公司过了一周才承认对一场疾病负责。另一件事发生在可口可乐2004年的年会上——当时,一名股东维权主义者被保安摔倒在地,并被逐出了会场。
扭转经营模式
不过,在艾斯戴尔就任首席执行官以来的两年里,可口可乐的方式开始有所转变。执掌大权后不久,他召集该公司150名高层经理人,商讨战略优先任务。这次会议确定了大家认为对公司长期增长至关重要的五大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让可口可乐“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成为公认的全球领袖”。
对愤世嫉俗的人来说,这个目标听起来就像空洞的花言巧语,是为了赶“可持续发展商业”的时髦而已。不过,对可口可乐而言,它代表了一项重要的认可,确认公司必须认真解决令其品牌阴云盖顶的各种社会和环境问题。
艾斯戴尔在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总部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责任是我们公司历史的一部分,现在也仍然是,只是还没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
“在我们提出的5大纲领中,这条纲领应该成为确保公司继续发展的关键。”
管理社会和环境风险
可口可乐最紧迫的任务,是让遍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的业务更加透明化,这样才能在社会和环境风险成为问题之前发现并解决它们。
可口可乐的灌装和分销业务目前外包给一些独立企业。不过,正如耐克公司要为海外血汗工厂的虐待劳工问题负责一样,可口可乐已经明白,自己无法回避对众多商业伙伴的行为负责。
20世纪90年代,在哥伦比亚猖獗的政治和犯罪暴力活动中,可口可乐独立灌装厂有几名工会成员被杀害。批评人士认为,被害者是被反对工会的武装警察谋杀的,并指控可口可乐对此视而不见。可口可乐公司否认自己有过错,但激进人士10多年来一直咬住不放。
可口可乐劳工关系主管埃德•波特(Ed P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