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9-25 9:32:00 来源: 商务周刊()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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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商务周刊》所知，在最疯狂的时候，低价得到土地的房地产老板一般要掏出总价款5%的回扣，或者每亩加价3万—4万元作为“好处费”送给别人。其中，因为上海电器集团和上海轻工集团下属的企业工厂最多，也因此成为重灾区，前者成就了王成明、韩国璋等“红顶商人”，后者成就了周正毅这样的“上海首富”。
“而且，祝均一对其主管下的社保资金有很强的经营意识，在他的支持下，这些资金大部分进入借贷市场。”据上述上海银行界人士了解的情况，上海社保资金的经营方式，或者是将社保资金通过银行委托进入房地产（借贷者付出的年息达到15%，还要向银行支付年息2%—3%的手续费）；或者以过桥贷款的形式，用于房地产项目和高速公路等市政工程的启动，收取高达20%的年息；甚至社保资金还一度参与了珠宝投资。
尽管故事有一个美好的开始，但当政府部门携两大核心资源——土地开发权以及银行信贷权，在缺乏监督的空间里积极经营城市的时候，围绕着土地和银行展开的市场活动就可能演变成“寻租者乐园”；当许多原本是为了应对体制困境而做出的只能用于一时的无奈之举，被无限模仿进而以“改革突破新思维”的形象落地生根的时候，改革变成了“能人改革”，经济也成了“能人经济”。
陈良宇在上海政坛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超级能人。从2001年12月7日担任上海市代理市长，到2006年9月24日被撤职审查，其主政4年有余的时间内，上海批租出的土地高达48.9万亩，占整个上海历年土地批租总量的63.3%。也在此期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火暴进入了一种癫狂状态。
“无义而有财”的代价
1943年，英国李约瑟教授到中山大学访问。期间，在粤北坪石一个旅馆中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的首译者之一、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王亚南进行了两度长谈。临到分手，享誉国际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向时年42岁的王亚南突然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的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做一扼要解释。
听到此言，“平素未大留意这个问题”的王亚南窘住了。为回答这个问题，王亚南此后花费了5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中国政治学术史上一部180页的扛鼎之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开创性地解释了60年后仍然困惑中国社会的官商合谋现象。
王亚南分析到，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很重，其原因不论是为了修齐治平的大道理还是对仁途的热衷，“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
于是，在许多人心中，“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无论其是“达则兼济天下”，抑或是“穷则独善其身”，始终把政治作为达成经济目的的主要手段。而这种倾向，就是直通“贪污之路”的便桥。
汉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曾上书痛斥官员贪污误国，“……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为在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勤谨为，勇猛而临官’……故居官而置富者为豪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此！”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无义而有财者”当官在位，一面需要有“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者造假账，“欺上府”；同时又需要“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为爪牙，供驱使。于是一个贪官，便必然会配合有大批文武污吏和奸商豪霸，其结果自然是相率不讲孝悌礼义，而群以“多财为光荣”了。
如果据此对照上海社保案中，从陈良宇、秦裕、祝均一到张荣坤、周正毅、吴明烈、王成明、韩国璋等等构成的官商勾结，从上海土地动迁中发生的侵害民众利益的行为，从上海某些官员中形成的声色犬马的腐败奢华风气，不能不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在上海采访的日子里，一位从东北调任上海的离休干部痛心地说: “上海干部队伍缺少交流，几十年的人情风土影响下，干部之间、干部和他身边的商人之间很容易结成利益环节。可以说，上海社保案就是明证。”
“于是，监督机制消失了，即使有监督也形同虚设。这个时候，借助改革旗号展开的越线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