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穷”正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陷阱

    中国的富人和一些主流知识分子和媒体都在喊中国人有强烈的仇富情结。但事实正如搜狐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张朝阳在一次福布斯论坛上发表演讲所说的，中国人不仅不仇富而且很崇富。连做梦都想成为富人。中国人不仇富，而是仇恶、仇腐，但由于现阶段中国富人和恶人重叠率较高，所以一些人刻意模糊富和恶的界限，把所有的富人绑在一起。

　　中国的实际情结是怕穷和仇穷，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件爬满虱子的华丽皮袍的里子和面子。因为怕穷，所以哪怕穷也要装阔、装富、装现代化；所以在一些地方不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把“人一阔脸就变”的仇穷嘴脸演得活灵活现。深圳火烧贫民窟只不过是烧向穷人的又一把怒火。

　　张朝阳的那个演讲中说，现在中国仇穷仇得有些变态，几乎没有正义和良知；同时崇富也崇得有些变态，只要能富就是杀人放火也再所不惜。用一句话形容：已经到了为了钱不惜出卖一切的地步了。的确如此。在崇富和媚富问题上，几乎可以出卖一些良知、正义、环境、法律；在仇恨与敌视穷人问题上，同样表现得斩钉截铁毫不留情，竟至于很多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暴行，竟能以合法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为了市容市貌，农民进城卖菜卖瓜摊子可以被没收甚至当场砸烂，乞丐被驱逐，流动摊贩被在危险的道路上追赶甚至当场被打死打伤打残。更有甚者，一些流浪、乞讨人员被当作垃圾扔来扔去。今年7月，就在首善之区北京，某派出所政委田秀池值班时得到指令，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他却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将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导致其无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亡。仅仅过了一个月，媒体又报道，陕西宁陕县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当地民政官员谌太林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而将本镇一名流浪汉扔到山上，致其因饥寒交迫而亡。这样的案例，并非个案。扔掉流浪女的从犯、前警官刘洋就声称，以前遇到类似事情“都是扔掉”；陕西宁陕县一位知情人则透露，宁陕县和邻县将流浪汉彼此扔来扔去，已经成了“保留节目”。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事责任人更多的不是忏悔，而是认为自己倒霉，不幸遭遇了死亡事件，否则啥责任都没有，因为这样做，已经成为“制度潜规则”。

　　中国的仇穷，有着明显的“梯度效应”，任何人都别以为自己不是穷人而可以避免成为被歧视和排斥的对象。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小摊小贩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政府眼里的宝贝。一旦有了上市公司，跨国企业，小摊小贩就成了被剪除的对象，甚至一些小企业也开始遭受白眼和挤兑，理由有的是，比如环境污染什么的，但殊不知，就在日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巨额污染名单已经排到100家了。

　　再如城市交通拥挤，拿来开刀的首先是自行车和行人，禁止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上路，已经成为一些城市的拿手好戏。人行道越来越窄，自行车道几乎完全丧失，甚至有御用专家说交通拥挤是自行车多引起的，也不睁眼看一下一辆小汽车占去5至8倍自行车道路面积的事实。同样是有车族，小排量汽车却被限制，是因为小排量汽车太省油？太环保？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和高档车比，他的车主照样是穷人。

　　在中国遍地弥漫的仇恨与敌视穷人的情结里，蕴含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大陷阱，或者说是方向性错误。它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对立与仇恨，破坏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子，而且直接在挖社会发展的最基础性“墙脚”，以排斥而不是容纳之心对待中下层，直接阻碍最广大的中下层向上提升，从而提升整个社会。轻则影响社会文明向上提升的进度，轻重使整个社会的经济、道德的文明水准都向下滑行，出现倒退。

　　假如未来中国社会会出现什么问题，原因肯定不是因为穷人仇富，而是因为制度性的仇穷使穷人没有了活路。《印度时报》今年4月份公布了该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如果有来生，将近90%的印度人还想继续做印度人，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不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不论是高种姓，还是低种姓。尽管现在中国的人均GDP高于印度，然而，2006年9月初一份网络调查显示，65%的人不愿意来生再做中国人，主要理由是“缺乏人的尊严”。

　　上世纪70年代初，舒马赫通过经济学的实证给了世界一个全新的发现——《小的是美好的》。30多年后，这一哲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小企业经济学，而成为一种社会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惟有彻底地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尊严、权利、自由这些起点，回到个人和家庭这个“最微小却最活跃的经济体”的权利保障上，才会真正有希望。而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