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9 18:30:00 来源: (庞忠甲)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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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室草创未久就面临功臣和亲王叛乱的纷扰，以及吕氏之变，国祚几至不保，急需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之道。不少政治家总结历史经验，相信儒家在巩固政权方面具有不可抹煞的作用。
儒学遭受暴秦摧残後，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开国皇帝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曾以藐视儒生著称，但建政後不得不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崇高正统地位。刘邦按儒生建议建立朝仪，首倡用太牢祭祀孔丘；其後儒学虽未为主流政治所用，却渐渐以今文经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形式重新崛起。惠帝时，废除了秦朝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之律”。文景之世，积极搜集遭秦火之后残存的古籍，包括儒家经典，开始设立《诗》、《书》、《春秋》等研究儒学经典的博士官。
文景直至武帝初年，儒学仍遭排斥，急於争锋的儒生如赵绾、王臧，因为触犯反儒的文帝皇窦氏，甚至被迫自杀。事实上当时许多成功的“让步政策”暗合儒家中庸精神，如力行廉政、轻徭薄赋、促进生产、改善民生，颇见成效，造就了悠悠神州久违了的大治年景。雄才大略的武帝继位，国势大定，“让步”到了极限，君王过够了“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的乏味日子，“清静无为”之类口号已无可恋栈，时势呼唤着一种全方位体现绝对权力强势的“永世其昌”治国战略思想体系出台。窦太后去世後，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贤良对策，采纳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王朝作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影响後世两千馀年的重大决策。
一场天字号历史大阴谋和大悲剧的开始
表面上看来，由此开始，儒学从仲尼草创以来风风雨雨生生死死走过三百载荆棘路，终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空前伟大胜利了，岂不是应该“歌之不足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殊不知实际上这是一场天字号历史大阴谋和大悲剧的开始。
古今中外帝王公卿和一切“家天下”或“准家天下”统治集团，出於人性两大调节元中第一性的私心原动力，总要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无所不用其极维护其特权地位於不堕。董仲舒不是圣人伏羲，刘彻亦非想象中的贤君文王。他们以超越秦始皇的绝顶聪明，深知单凭政权暴力这把硬刀子不足以服民，长治久安还要借重驾驭黎民思想的软刀子，文武合璧，双管齐下。他们灵犀相通的政治慧眼发现了儒家学说非同寻常的“可用性”，借儒家令名美誉为外壳，揉合刑名法术，“霸王道杂之”，偷梁换柱，重新塑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传之万世的两心失衡愚民治国方略。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就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了。
从汉武帝为始，对儒学的重大纂改，明显表现在把礼无限强调突出，并使其内容单向化和绝对化，成为由上而下压制民众和弱者的法宝。董仲舒抛弃了儒学关於君臣互相尊重、制衡的正名原则和中庸精神，排除了孟轲等提出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主张人臣绝对顺从君主，“委身致命”，“善者归君，恶者归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原来儒家思想中的君王和臣民之间的上下合作、制约关系，至此变成了唯上的主子和奴才关系。董仲舒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曲解引申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观念最早见诸於儒家死对头法家经典《韩非子》中“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之说；三纲者，即君权、族权及夫权神圣不可侵犯性的确立，都不是儒家的思想。此外还请来了儒家一贯期期以为不可的神权，于是形成了牢牢束缚神州众生的四大套枷锁。由此为始，中国臣民存在於天地间的“正当”理由，只能是效忠代表天命即“大公”、“至公”的君主专制政权。这四大套枷锁就是消灭中国人“个人本位”、“独立人格”以至“自我意识”的杀手，藉此架空了“仁”的两心调谐内涵，造就了千载悠悠，“崇公抑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观念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两心失衡一发难收，於是一切谋求私利的自我意识被视为可耻的万恶之源，本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