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9 18:30:00 来源: (庞忠甲)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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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飘逸，仙风道骨；佛心空明，超凡脱俗。但是寺观需要香火供养；中国世俗普通百姓在痛苦中渴望解脱，却无法离开现实一步。於是佛老寺观表现了教义与实践自相矛盾的奇特“灵活性”。虚无缥渺的玄学理论，竟变成了现实人生意向和冀求神佑奇迹的原始泛神论侥幸迷信观念相结合的象征缩影。以人世间各种历史人物原型为模特，编造出冥间天上等级森严、层次繁复的诸神众仙，但见千百神佛偶像，有佛道混杂出色人物、天兵天将、五百罗汉、阴曹地府、民间英雄，三教九流、鸡狗并列，无不可以塑像膜拜；人生一切忧患、期盼和想像，诸如寿夭、生育、功名、金钱、嫁娶、病痛、来世……什麽都可以不必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从那些本来主张一切皆空，本来以为什麽都没有意义的神灵那里求得保佑如愿以偿，或通过许愿、还愿之类“贿赂”手段，把神灵当做见财眼开的贪官污吏，“诱使”神灵为自己的目的效劳。于是芸芸众生就不知不觉地沉浸於通灵幻想而安贫乐道起来，不必为那“心生之境”心劳日拙了。
佛老哲学观念使得人们在严峻的生存挑战们前一味退缩，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或祈求神佑化解。如此人生，天赋人类灵性创造能力还有什麽积极意义可言？何来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发展进步？或者说，如果人类自甘如此不求长进，无论如何巧言令辞、自圆其说，客观上和实质上同非灵性生物的生存方式相较有什麽高明？
迄今犹有一些学者赞颂魏晋玄学，视为反抗专制统治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潮，其实玄学无非集释道消极因素之大成，根本背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发展进步天职。一些身处乱朝的仕人，既向往仕途利禄，又羡慕避世的惬意和论辩中美的享受，保身全命、苟合取容、进退失据之馀，把老子的清静和庄子的放浪相结合，加上禅学的空论，居其位不事其事，悠游山水，寄情风月，追求所谓心隐洞见，妙赏深情，造成清谈玄虚之风，被於朝野。
这种知识份子的消极型唯我主义自我堕落倾向，虽然淤塞了天赋灵性创造发明的通途，却不违背专制统治者稳定政局的需要，只是不容得此辈挑战伪儒名教的底线。有个名士派奇才嵇康（223－264），与曹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跟定了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居然狂妄到了轻蔑“儒家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反对司马氏借名教以行篡权杀伐之实，结果以言论放荡、非毁儒家经典的罪名为司马氏所杀害。後来的玄学家们以嵇康为戒，几乎统统成了欺世盗名、斯文扫地、不事生产、不负责任的逍遥派了。
怪不道有人说，儒（伪儒）、释、道结合，等於阿Q精神！
以上对佛老的评论，同当年儒家和老庄、杨朱、墨翟、惠施、公孙龙以及其他诸子百家间的争鸣一样，概以人人可以体验感悟的人性范畴基本常识公理为依据，即由两心调谐原理推引而来，同所谓宗教歧视也者风马牛不相及也，亦不涉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何况实践证明那时理性路线行之不通，神性宗教更有希望成为济世哲理的有效载体呢。只可惜魏晋时期的“东方文艺复兴”并没有为浸沉伪儒文化孽海的中国人带来任何新的“激活”机会。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所谓思想活跃，完全不可能激发出引领中国人脱离两心失衡深渊所需的智慧和力量。
常居“心态文化”主导地位的伪儒倡导的“礼治”秩序及其道德观，表面上和佛老的宇宙论、人生论颇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个相方面，但两者恰恰得以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伪儒的礼治从强制的外在规范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佛老人生理论、人生方式，可说从个体内在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
外在压力使人丧失独立人格，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文化和环境条件。内在压力使人丧失自我意识，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主体愿望和能力。两者默契合作，使中国人无所逃于天地间，形成了中国最深远、对国民性格和心理影响最大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个人本位”观念，进而取消人的灵性创造作用或社会发展进步的可能性，说到底就是要取消“人”。所谓魏晋时期的“东方文艺复兴”，其实同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适得其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妨认为就是日後宋明理学彻底“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