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家形成气候之前,作为另一极端的墨家学说曾经盛行一时。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把爱心或公心发挥到了远离两心调谐位置的极端,其震撼人心的善愿,可与後世空想社会主义相辉映。墨学主张通过自我牺牲,带来博爱与和平,包含许多立意美好但惜乎两心失衡的见解,在烽火连天,充斥不公平社会现象而又无可奈何的惶惶乱世,听起来格外动人,但实行起来一样也行不通,所以何妨称之为古代中国式乌托邦主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自从暴秦崛起以降,墨家後继无人,从此几同烟消云散,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墨学已“莫得其详”,可算是古董了。
(北京大军网站编者按:墨家之所以烟消云散,很可能与秦始皇的残酷打压有关,在整个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墨家是反抗最强烈的一个学派,在抵抗秦国的入侵中,墨家消耗了整个学派的大部分力量,后来在秦王朝的迫害之下,残存的墨家人士凤毛麟角,少数东渡逃跑到今天的日本,并给日本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人认为今天的日本文化就是当年的墨家文化,工于制造和科技,富于拼搏的武士道精神,集体团结的社团精神,都与墨家文化十分相似。墨家决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平民主义的大众社会,但这个社会与帝王统治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墨家的灭亡是秦朝暴君政治和独裁专制镇压的结果。作者对墨家的研究显然不够,这里特做说明。)
老庄哲学,和法家一般,两者都是极端为己、两心失衡的产物。老庄哲学主张“绝圣弃智”,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反智愚民立场与法家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但在政治社会观念上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取向。道家主张消极自保,一面声称“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对社会不负任何责任,一面但求自己享受匪夷所思的极乐仙境。
借其神秘莫测特色发展起来的道教,几乎全面拒斥人类进步文明,视治世之道为精神污染,以人世间为原型编造出了冥天之上等级森严的诸神众仙,宣扬虔修得道可升仙界,“蹑太清”、“朝玉京”,长沐天恩,永享不死不灭殊荣。道家奉行无心、贵生、无为之道,是为了解决生存困境无奈的绝对痛苦,解决人生有和无的冲突,在逃避现实中追求绝对快乐境界,显然是一种不能用来治世的无政府主义之道,在汉末以至魏晋乱世却曾大放异彩,并直接激发了魏晋玄学及禅学的思辨。
道家及其派生的魏晋玄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闲养生哲学,逃离现实的隐逸文化,由原始的混沌的阴阳五行生克之说,继承和揉合了巫、史、祝、卜,使用筮占吉凶,符咒驱鬼治病,炼丹建醮祈求长生不死等方术传教;衍生了气功、导引、烧丹、服食、羽化、保精、“除病”、黄历、流年、采补以及坟山风水之类无补社会性拨乱反正或发展进步的“学问”,兴起了民间迷信的巫术,更加抑阻了理性科学的伸张。道家虽然数度极盛并长存不灭,特别在唐代因为皇帝与老子同姓而备受尊荣,但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对奉行伪儒愚民政策始终不渝的历代统治集团来说,道家学说不失为社会上失意或闲散的人们寄托和消磨意志的游仙窟,一种别开生面的辅助性“稳定因素”。
佛教始祖,印度王子释迦牟尼为了追求再无老病死苦,再无恐怖愁忧的大智慧,二十九岁出家修道,三十五岁成道,说法四十五年。所创教理,旨在阐发对人生和宇宙的理解,主张人类自救而非期待神佑。他不崇拜神,反对祭祀牺牲,也不以为有灵魂存在,其观念更近无神论而称不上宗教。他逝世二百年後,其门徒开始尊释迦牟尼为下凡的大神,并认为在释氏前後皆有更多神灵临世,于是形成了多神的佛教。释迦牟尼对後人的封神立教,和文昌帝君的遭遇一样,都是无可奈何的。佛教流派很多,传入中土的主要是小乘派,已与当初佛祖原旨相去不知几何,同(伪)儒、道等折冲揉合後的中国化佛教,又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佛学为中国带来了什麽样的哲理?後来怎样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何种影响?
无独有偶,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带来的佛学宇宙观同道家学说有很大的相似性。佛学以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然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故曰‘三界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