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9 18:30:00 来源: (庞忠甲)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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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光明正大地为自己而活；中国人据说不该有自我意识，是为君国、尊长而存活的奴才命，活着是给人看的。在伪儒“心态文化”主宰下，人们必须违心地妆扮成无私无我的模样过日子。可奈活人抹煞不掉私心，於是弄虚作假就成了一种基本的习惯性生存手段，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伪善表演，厚黑权谋之道被视为最高智慧，全国终要变得像一座互相欺骗做作的大戏台。
人们经常戚戚於怀的是如何制造假象炫耀亲友邻人，无处不见打肿了脸充胖子的穷措大现象。孩子们必须按照长辈光宗耀祖的意图选择学校和专业，而不是为了更好地自由发展。其实中式教育本来就以否定个人本位、消灭自我意识为天职，与一个诚字格格不入，所谓学问，玩世不恭有馀，创造发明无缘。如果不能从大本大源处找到“崇公抑私”、“以公灭私”，两心失衡这个病根，那“中国国民劣根性”是绝对无药可除的。”
魏晋时期一度出现思想活跃、多派学说和中外文化相互激荡的局面，近世有学者喻之为东方“文艺复兴”，好象应该“激活”出一些有利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事实上却完全没有产生突破伪儒魔障和重建两心调谐的任何积极作用。这又是什麽原因呢？”
春秋战国乱世，诸子百家得到了学术争鸣的机会，各种倾向的派别都粉墨登场了。用两心调谐论观点区分，可以看到极端自私范畴的两大派。其一为消极型的杨朱和老庄哲学，另一为积极型的实属恐怖主义帝王术的所谓法家者流；还可以看到与之相对立的夸大爱心或公心过头的另一极端，即提倡“兼爱”的墨家学说。儒家则代表了非极端的体现两心调谐的中庸之道。在这种“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自由争鸣形势下是可能争出一些真理来的。
伪儒、释、道相结合等于阿Q精神！
魏晋时期国家分裂，中央政权衰落或不存，伪儒的思想禁锢作用有所削弱，人们似乎多了一些发表见解和选择信仰的相对自由。史载当君王的忽而信道反佛、忽而信佛反道，好象很热闹。但请注意，秦朝以後几乎从来没有一位中国专制君主反儒（伪儒），即便受汉文化影响的异族统治集团也普遍体认了伪儒的甜头。进入魏晋时期，伪儒提供的整套愚民政策已经成为维护和巩固政权不可或缺的基石，那时的“宽松”环境，其实只容许若干不至于冲击伪儒统治地位，当然更不至于威胁政权的消极型思想哲学流派存在和喧嚣而已。时尚流行的老庄神秘主义、外来转型的佛教思想和魏晋独特的玄学流派等，都是一个比一个争着标榜消极无为；看起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实际上同属於一种以逃避出世为共同特徵的消极自保倾向而几乎不及其他，结果必然同两心调谐原理背道而驰，渐行渐远，那还会有什麽真理电光石火可期呢？
对于儒家以外主要学说，首先恐怕还是要重提一下法家。战国末期政治上最为成功的是所谓法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後期受到过一些人大肆颂扬，甚至把它同现代的法治观念混为一谈。前面一再谈到过，以秦国一些政治人物为代表的法家也者，主要是将法与礼对立和割裂开来，把古已有之的严刑峻法极端夸大，用以否定礼存在的必要，倡导恐怖主义极权人治的一群政客。後期为暴秦效力的着名法家韩非和李斯，原来和儒家有点渊源，但他们背离了两心调谐这一基点，滑向了儒家的对立面，同儒家泾渭分明，背道而驰了。他们以反智愚民为能事，韩非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王蠹》）他们主张剥夺民众追求自身幸福的根本权利，彻底否定个人本位意识，充当君主暴力特权统治阶层的驯服工具；以为“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则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必胜；邪必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韩非子．解老》）可以说是宋朝朱熹“尽天理，灭人欲”的祖师爷。
靠严刑峻法发迹的秦政权，时称“虎狼之国”（《战国策》），风云际会，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以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可以成就万世大业；但逃不过社会性两心严重失衡无可避免招致的惩罚。不过倏忽十五年（公元前221－207年），显赫一时的大秦帝国就在遍地起义烽烟中分崩离析，寿终正寝了。有个清朝文人卢文绍注脚得好：“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速其亡也。”秦以後，法家声名狼藉，这个名称是不好用了。在“独尊儒术”的政治大环境里，伪礼当道，“三纲五常”为封建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