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9 18:30:00 来源: (庞忠甲) 网友评论篇
浏览统计: 【字体：大 中 小】
康氏急於求成，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把握了真版儒家学说作为历久弥新的先进文化结晶本质。如果说中国人今天意识到儒家学说原理可为框架基础，藉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文化，并且推介整个人类大家庭重整信仰体系，康氏就是了不起的先驱者。但在科技发达，中世纪宗教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硬把理性的改革学说变造成为神性的宗教，则无法苟同也。
伪儒乃封建统治最好的驯服工具
理学是一门专门培养造完美无缺的奴才（内圣）的学问。理学家们迂腐、愚昧、冷酷、残忍，却对外患无所措手足。
由宋入清，包括蒙古贵族入主的元朝，中国封建皇朝无不依仗後儒理学为支持，把封建统治集团的自私，说成是天下的大公，以天下为专制帝王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为了维持统治权力永世其昌的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system），不惜代价把本已滞进的国家导向几至毫无进步的非灵性动物型简单再生繁殖状态；尽管闭门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实终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来强者一击，没有招架余地，任凭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历史上曾有不胜自豪的四大发明，但正如儒家诤友鲁迅君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法兰西作家雨果尤其辛辣地评说“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有用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现代中国人懂得了高度评价西方基督教地区的海洋文明，认为他们的航海事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催化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其实中国的航海能力本来一点也不弱。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首航率部二万七千人，巨舰六十二艘，经十馀国，为时两载而归，其後继以六次出航盛举，总共历时三十年，航海规模和水准当时举世无双。据说目的是扬威，实际上可能为了寻找被推翻了的建文帝的下落。不管怎麽样，结果只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政治大游行，“恩赏”、“受贡” 不少，却无关开拓国际商贸事业，接下来反而毁船禁海，自闭门户，除了劳民伤财，没有产生涉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意义。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无所长进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在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实话直说的黑格尔勾勒出了中国悲剧最为鲜明的特征。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难道伪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义不就是人间最大的撒谎吗？中国“国民性格”的虚伪性和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
“鲜矣仁！不得其正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伪儒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虚妄，突显在中国“国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坏事做绝，好话说尽，不足为奇也。
假情假义打造了中国人注重虚名而不在乎实效的历史传统，喜好形式主义，花架子，只关心事物的现像和形式，不注重实质和内容，认真不起来或不能恒久地认真。很多事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隋炀帝时，西域诸番来朝，陈百戏於端门以示之，终月而罢，所费钜万。诸番入丰都市交易，先命整饰店市，盛设帷帐，珍货充积。胡客过酒食店，悉邀入，醉饱而散，不取其值。诒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惊叹。其黠者觉之，见以缯帛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