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真儒与伪儒

理学。黄宗羲则在史学上下功夫，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共和思想色彩，并且反对“重义贱利”和“崇本抑末”之说，主张“工商皆本”。王夫之认为理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万物万事本身固有的规律、条理，“天下唯器（实体物质）而已，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直接否定理学的理论基础。颜元认为程朱陆王之学，使人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他们所推崇的“空静之理愈读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直截了当戳穿了所谓後儒的非孔真面目，认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後有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於人欲之中，宋儒将理欲对立，把理说成欲外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欲外之理是尊责卑，长责幼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他批评理学“其所谓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入，後儒以理杀入，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一些良知尚存的儒生经过考证，指出宋儒奉为神圣经典的《太极图》以至古文尚书，都可能是改头换面的变造品或後人伪作，由而动摇了理学的阵地。可惜他们的清醒观念和拨乱反正活动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袭了明代的文化专制，变本加厉残酷专政。雍正乾隆朝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罗织入罪，满门抄斩、开棺戮尸，无所不用其极，实行文化恐怖高压政策，重振後儒道统地位，逼得知识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伦理问题，转入脱离政治，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之学，“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矣。在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机的伪儒理学，仍然披着孔孟外衣，作为一具窒息国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庙堂而不可易。

    同明清皇帝的作为相比，焚书坑儒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清末康有为的牵强附会

    清朝光绪年间，有心人康有为（1858－1927），试图重新解释儒家学说，倡导孔教推动维新改革，以失败告终。康氏高瞻远瞩，抓住根本，对儒家学说本来意义有真切理解，见识超乎时人，但方法不当，时机不对，事与愿违焉。

    甲午战败，坚持“中学为体”的洋务运动难有成就，而日本明治维新绩效斐然，足为明证。是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志士辅佐光绪帝试行维新改革；康氏认为只有励行变法才能使中国脱离惶惶乱世，进入“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为此，“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着道德和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需要。”主张“以道德和精神复兴带动智力复兴”。这样的见解，同两心调谐原理关於先进文化推手作用说灵犀相通，所见略同也。

    康有为默察西人富强之术，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梁启超曾谈到康氏对基督教独有所见，他说康以为耶教“言人世间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皆上源於真理，下切於实用，於救众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国应有更好的选择，遂发愤倡“孔教”之议。

    康有为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重新解释。他在1891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於伪造，非孔子之见也。他反对顽固派“恪守祖训”，於是在《孔子改制考》中论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派圣人。他把西方的进化论、民主、自由、人权、议会等观念引为孔子学说的内容。他主张变儒学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维新运动，进行政治改革，引导社会进步。由于过去所称儒教的内容实为伪儒，康氏正名儒教为孔教，以孔子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圣两立，政教分途原则，发挥精神支持作用。他衷心赞美孔教不仅有正确的哲理，而且富於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於基督教等传统主流宗教的优越性，主张派人到国外传教，弘扬孔教於普天之下。

    康氏以重新解释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变儒学为孔教，意欲借重宗教信仰的力量，推行改革理想，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没有能够从大本大源理顺重新解释的依据，而是随意改动经典原文，把西方观念牵强附会地硬塞给孔子，然後当作孔子的发明公布出来；他倡导孔教，却没有一种像样的神学体系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借助神性发动改革的意图，显得非学术、非科学、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伦不类，庞杂矛盾，感觉怪异，不仅遭到顽固派强力反击，而且也不能为民众接受。他关於改用孔子纪年的主张，则被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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