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9 18:30:00 来源: (庞忠甲)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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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儒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理学家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於现状，专注於道德上的修养，又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对人欲采取极端虚伪、荒谬，背悖公理常识的严厉排斥、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而且把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过去妇女改嫁还有一定自由，到了宋儒当道之时，就遭到了非难和否定。理学奠基人程颐认为寡妇即使饿死也不能再嫁，因为“饿死事极小，失节（泛指违反封建礼教规范）事极大”。朱熹弟子王柏居然指责《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为“淫奔之诗”，悍然删去几十篇。
朱熹提倡“格物致知”，似乎泛指一切事物，现今还有人附会誉为相当於近世科学的认识论，加以颂扬；其实朱熹自己讲得很清楚：“然其格也亦须有缓急之序……为此事而不穷天理、明人道、讲圣言，通世故，乃死然存心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理学的格物目的可以说全在於认识自己本体中固有的符合他们定义的天理的本性，叫做“复理”，从而去除掉那障蔽了天理的因素──人欲，而非研究“草木”、“器用”的客观规律性。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阳明）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其偏颇，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非断送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前途不可。
程朱理学把传统的“三纲五常”推向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偏锋，加以理论化和通俗化，作为社会永存不灭的最高道德标准。朱熹将儒家文献《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成《四书》，用毕生精力，按其理学伪儒观念撰写了《四书章句集》，其後被尊为“时君世王，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取此法”的最高经典。这套学说对专制王朝强化统治有极大支持作用，於是朱熹被捧为孔丘以後第一人，打着孔孟旗号实则根本背离孔孟之道的“朱子之学”取得了真正独尊的地位，成为南宋末年直至清代的正统治国理论，甚至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社会现象。朱熹的代表作成了“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於辩论”的钦定士人必修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法定标准， 读书人能不“越读越蠢”？
宋代程朱之学渐盛，但当时国家政策还没有过度使用暴力强行贯彻，太祖赵匡胤时订立了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的读书人的宽大政策，对持不同政见者处以免职、贬逐等惩罚，一般不加杀戮，也不兴文字狱。那时，孟轲的“民重君轻”言论尚未被禁，“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进步观念还可以流传。
率先使用政权极端暴力手段推行伪儒愚民政策，以求彻底禁锢人性的人君当推明太租朱元璋。明代开国後设锦衣卫，兴文字狱，不听命出仕的人会遭到满门抄斩。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欲将亚圣孟轲逐出孔庙；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孟轲进一步遭贬，刘三吾定《孟子节文》，删去八十五章，宣布“科举不以取士，考试不以命题”。明朝皇帝可将大臣当朝剥下裤子打板子至死，称为廷杖，人臣的尊严和权利然无存。整个明代从未放松精神控制和严酷镇压，阳明之学和八股文的出现，尤其极大地强化了这种彻底扼杀灵性创造能力的恶性趋势。适成对照，就在中国社会两心失衡积重难返的晚明时期，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宗教革命成功，民主启蒙，思想解放，科技革命，经济活跃，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大转折已然势不可挡。
清朝满族入主之初，有过短暂的文化控制真空时期。此时知识份子沉痛地回顾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泛滥误国，起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顾炎武提出以经学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