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9 18:30:00 来源: (庞忠甲)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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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紧接暴秦之後，西汉刚刚开始的假儒学，一下子不能走得太远，还比较宽松，留有余地。
董仲舒篡改儒家学说，使之成为贯彻忠君尊王的迷信宗教，不可能一举手将人性两心中第一性居主动地位的私心赶尽杀绝。董仲舒强调“身之养莫重于义”，提倡“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影响深远，成为伪儒“义利之辨”的公式。他曾经说过“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心，故养莫重於义。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人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可见其义利之辨，虽已趋向极端，但还承认利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时汉武帝也没有完全执行禁绝百家的极端主张，“博开艺能者路，悉延百端之学”雅量犹存。董仲舒倡导的假儒学也不免遭遇一系列不同的或对立的观念较量，如非神性的“古文经学”、道家老庄神秘主义、魏晋玄学、外来的佛教思想等。唯因其同出一辙的消极属性，根本无法抗衡政教合一体制强力支持下伪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的主流地位。董仲舒赖以发家的今文经学，到西晋时终因陷于虚妄的图谶之学以及越来越繁琐诡异而遭淘汰，但伪儒仍以“名教”为旗号，照样“发扬光大”。即便在佛道势力一度极盛的南北朝隋唐时期，也保有强大的潜势力。异族国家北魏，以“儒家”特色实行汉化；蒙古入主的元代，也采用“孔孟之道”治国，但当然都是不折不扣的伪儒。
愚民政策的极至----理学：
汉武帝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大改造”
由汉而唐，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虽受伪儒制约，还没有落到完全停滞或倒退的地步。到了宋朝，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经过五代丧乱、王安石变法，社会动荡不宁，外族侵犯祸乱无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王朝为求巩固政权，厉行高度中央集权政策，同时力图强化内部精神控制。此际炫惑一时的玄学、佛教、道教，都因过於消极、出世，难於成为治国之道，於是伪儒得到了进一步勃兴的历史机会。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伊始，就竭力褒扬孔子，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缮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人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多次亲临国子监主持盛大祭孔仪式；宋真宗还去曲阜祭孔，加封孔丘为“至圣文宣王”。在强力政治支持下，伪儒思想家们配合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治需要，博采释、道消极因素之精，融合发展，结果产生了所谓新儒学的理学，又叫做道学，达到了一个史称後儒的伪儒理论新高峰，或者说是西汉武帝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大改造”。
北宋周敦颐（1017－1073）素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理学正式成形当归功於程灏（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後继大师有南宋朱熹（1130－1200）、陆九渊（1139－1193）、明代王守仁（王阳明，1473－1529）等。其中朱熹尤为南宋以後近千年来历代统治者尊奉，明清时期列为大成殿十哲之次，其学说被提到儒学正宗地位。
理学有派别之分，程颐和朱熹一派称程朱派；程灏和陆九渊、王守仁等称陆王派，他们的理学亦称心学。两派有所分歧，实质上曲解儒学，“以理杀人”则一，後者尤其发展到了偏锋极端。
理学的理，就是所谓天理。用程颐的话说，“理者，天也”，“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认为“天人本无二”，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这些话似乎同先儒的一些说法相仿；根本的变异在於，理学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把‘崇公抑私’的产物：“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封建伦理规定义为天理的体现，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秩序。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记之为五常（即五伦：父子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