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真儒与伪儒

君主政权为什麽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董氏学说重新宣扬商周时代的崇天神学，认为人间一切都由天意决定。吹捧皇帝为天之长子，奉天顺运君临人间；以“唯天子自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之说确立君权的永恒合法性；并倡祥瑞灾异、五行循环、黑白赤三统和赤统代白统等愚民迷信虚妄邪说为辅。他本人不但常常推测祥瑞或灾异的天意，而且像巫师一样求雨、止雨，把清正的儒学搅和得妖气十足。从那时起孔丘被说成先知教主，本来完全非宗教的理性儒学被蒙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以利借助神威魔力推销其假儒学。後人遂称儒学（伪儒）为儒教或孔教。於是在中国封建帝皇专制政权直接控制利用下，形成了一种政儒（伪儒）合一，相当於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的一元化统治体制。大家知道，宗教与学说大不相同，宗教化了的伪儒解释权尽归於帝王家和御用文人，尽以可不问是非，违反人性，却不容置疑。历史证明，在这种一元化统治体制下，政教之间，不再可能产生真性的“执两用中”，调谐两心以及权力制衡互动作用，恰恰相反，专制统治集团的特权地位得到御用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无条件的绝对的配合和支持，非常容易长期保持一种极端僵化难有出息的超稳定滞进型社会型态。

刘、董政治双簧贻祸最为深远的作在精神禁箍、扼杀灵性，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倡封杀灵性自由翱翔空间的愚民政策，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中国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文化专制、精神黑暗时期就此开始了。

西汉“独尊儒术”以後，历朝统治者为了落实这种愚民政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吸引到死读经典教条，钻研伦理道德的牛角尖中去；通过推荐和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的青云路，把神州灵性智慧一股脑儿兜进了唯君权是颂的假儒学道统之毂中。原来经义之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尚无定格；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会试起，以反正、虚实、浅深、扇扇立格，是为八股之制。此时西方世界拨云破雾，民主与科学蓄势待发；中国却见“无一毫人欲之私”的後儒思潮甚嚣尘上，加上死书配八股，可怜华夏士子，无论上智下愚，此念怎容旁骛。如此一步紧一步，诱迫聪明的中国人丧尽对未知事物、新鲜事物的新奇感和探究欲，绞杀了先进哲学和社会科学崭露头角的机会，也断送了理论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发展的前程。

“独尊儒术”不仅成为意识型态领域的愚民政策，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士农工贾”为序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固步自封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於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

    春秋战国政局变乱中，商贸活动自由发展，到汉初时“货殖”事业已相当发达，如太史公记述，“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开明经济政策又促进民间工商业日趋活跃，竞相发展，规模大有可观，可见带动科技、生产发展，引领冲出封建自然经济框框的蓬勃势头。

    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盐铁酒等专卖，实施国营贸易政策，使得“商贾无所贸利”。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进行检讨，“为政当局者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说皆相背驰。”支持者实属法家立场，以尊君重国名义压制商贾，认为放任人民自由，则垄断此种独占之利益者，益为强豪，逞私威而终至起逆节之心。反对者持真性儒家立场，以民为本，认为天子不应与民争利，国家管理盐铁，有害而无利；夺人民之利，後必穷乏，秦以蓄利沾民怨，构大祸，决非永久之利益也。结果当然是政府支持和伪儒指导下的反商和垄断政策获胜。

    封建的农业社会，已然需要一定规模的商贸活动以维持运行，而且商贸常常获利钜大；于是统治者就把有利可图的大型商贸事业收为官营垄断，以利所得供应宫庭和官僚的奢糜无度的享受。从西汉盐铁专卖始，到清廷抄没汇兑业务，一以贯之也。

    这样的反商和垄断政策，从此在体制上堵塞了中国发展商品经济，从封建农业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进道路。封建王朝每到末期面临崩溃的时候，因为一时放松控制，往往出现民间商业繁荣的现象，可惜总是难以为继的畸形暂态现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