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基本属于单位、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也是死的。
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平新桥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也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
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正在改变“钱”的含意
中国这些年所经历的转型与变革从许多方面给我们难得的学习机会。原来,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东西”收入,但并不一定有“钱”;只有在充分市场化、交易充分自由的规则下,“东西”才能更可靠地转换成“钱”,才能“钱化”。同样地,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资源与“资产”、很多未来收入,但它可能没有金融资本,只能靠从资本化能力强的国家引进外资;只有在产权明晰、产权与契约权利保护可靠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认金融票据、证券等权证的价值,未来收入与资产才可以被资本化。资本化的效果是加快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
从许多方面看,中国过去28年以及在不久的未来所经历的金融化发展是美国过去150年的缩影。正如前面所说,1800年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其经济的金融化水平极低,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猛增。除美国经济货币化的变迁历程之外,更令人启发的是美国经济“资本化”发展的故事。虽然证券市场在18世纪末就出现在美国,但金融市场的大发展却是1860年后的事情。到1900年时,美国各类证券与金融票据(包括银行存款单、债券、股票、保险、基金等等)的总价值是64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的3.2倍,也就是说,相对于一美元的GDP,有3.2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1945年,各类金融票据和证券的总值为一万亿美元,是GDP的4.6倍;到1970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升到4.8万亿美元,是GDP的4.6倍;1980年时,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破新高,14万亿美元,是GDP的5倍;可是,在2006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达到129万亿美元,是GDP的9.7倍:相对于每一美元GDP,有近10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