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大会里有小会,叫行业会议(governor’s meeting)。行业会议召集的往往是行业里特别重要的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电信行业和IT行业的人在一起开会,有迈克尔·戴尔(戴尔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微软公司董事长)、李泽楷(电讯盈科主席)等人。那天组织方突然安排我做主持人,我很紧张,从来没做过这个工作。比尔.盖茨举手的时候,我说比尔先等一下,我们要按顺序有组织的发言。说完后自己很紧张,但看到我的主持起到了作用,便慢慢放松了。这个行业会议上每个人都抢着发言,争论非常激烈,但也非常平等,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而且每个人的发言都被记到纸上,最后再被总结成一段文字。那时候比尔·盖茨就在讨论平板电脑,电信运营商也已经开始谈互联网,很多新的技术、产品和观念我都是第一次听到。后来我每年参加达沃斯,行业会议都成为我的重点。
前年,达沃斯的行业会议上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是“数字生态系统”,这个概念是韩国人讲的。韩国的信息产业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发展非常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并没有走美国自由经济的道路,而是依托政府和几个大的企业结成一个体系,体系里公司间以股权参与、品牌共享、特许联盟等方式形成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来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打通了信息产业的上下游,并由此完成了韩国信息产业的转型。
今天,中国的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战场,运营商、制造商、互联网与媒体在网络宽带化趋势下正酝酿着一场高速融合。面临这个历史性机遇,中国能否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平台,来打通相关产业的上下游,优化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我们所说的“数字生态系统”?我们现在的中国宽带产业基金实际上就在探索这个概念。我们想通过投资公司这种方式把关联企业联系在一起,用理想和远景来统一目标,以股权关系作为法律保障,以沟通和共享作为情感纽带,来探索中国独特的“数字生态系统”的实现方式。
而这想法,最初的思想来源也是在达沃斯。
(三)
我和很多参会的中国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中国人在参会的组织方面一直做得不太好。
首先一点是,中国在论坛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而提升。在商业上,我们强调的是争夺“市场份额”(Market Share),达沃斯论坛则是争夺“注意力份额”(Mind Share)。但这些年我们在达沃斯争夺到多少“mind share”呢?中国企业家去的很少,占得比重、在论坛的影响都不够,在世界有影响的企业也不多。印度人比我们做得好,他们曾经在达沃斯搞了“印度之夜”。我们中国企业家看了很受刺激,觉得应该搞一个“中国之夜”,但说了三年也没做成。亚洲国家在达沃斯论坛上比较活跃的除了印度之外,韩国也很活跃,去的企业很多。日本不是特别活跃。
再有一点是,中国的参会者之间,比如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在会上没有很好的配合和沟通。政府官员去达沃斯,往往只是发言,不做交流,这点很遗憾。
近年来中国的崛起是全球有目共睹的。但通过这些年在达沃斯的经历,以及我个人的认识,我觉得中国离现代化、离世界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的企业家无论是竞争能力,还是创新能力,还是资本运作能力,都要迎头赶上;中国要建立优秀的跨国企业,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和世界水准的投资公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
“全球化”是中国面临的非常重要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个挑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过去基本上都是外向型经济,出口相对简单一些。但企业怎么纳入到全球的体系中去,不仅仅是作为它的全球采购链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作为主导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关键。
作为企业家,在产品纳入到全球化体系之后,也应使思想、文化、人脉纳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中国企业家要把握全球的主流意识和观念,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培养人脉关系,与来自全球的各方面优秀人才进行交流,这样我们的产品、服务才能与国外接轨,我们的战略才能具有前瞻性,才能由全球化的参与者成为领导者。
达沃斯就是应对这种全球化挑战的一个模型或者练习场。中国的政府、企业、高校可以通过达沃斯来认识自己,了解外部世界,加入这样一个舞台并成为其中一个角色。
对没有参加过达沃斯论坛的中国企业家的建议:首先,对这种论坛不要有畏惧心理。不要担心自己的公司不够强不够大,我1997年参加论坛的时候,公司只有六百多人;语言我始终认为不是一个障碍,真正的障碍还是心理因素。中国在全球的位置和中国的发展已经可以给你足够的自信,把自己当成主人,主动与别人说话,大胆讲出自己的观点。第二,应该舍得在这里花时间,把参加达沃斯当成一种投资和学习。第三,中国的企业家之间需要进行更有效的组织,这样才能有更好地交流、总结与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