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角色之间,施瓦布切换自如。达沃斯论坛每年都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施瓦布是这一报告的主要作者。通过达沃斯论坛聚集的人脉、信息与资源形成了这一报告的独特而权威的资料库。
今年5月1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推出了2007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百人榜,施瓦布跻身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与思想家”。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为其撰写评语:“施瓦布和我一定意义上做的都是组织全球会议的工作。我在联合国,他在瑞士达沃斯。达沃斯满足了人们需要新的世界的要求,同时也在行动家和示范家那里引起怀疑。施瓦布通过把抗议者请进来的方式,熟练地清除了这些疑虑。我能够意识到,他的会议通常比我的生动活泼;不过,施瓦布,你也可以让晚会更好一些嘛!”
施瓦布本人认为他所听到的最高评价来自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后者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没有达沃斯论坛,南非的命运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即将在中国大连召开的“夏季达沃斯”是施瓦布的新手笔,达沃斯借力中国经济,以此为据点,打造一条新兴市场综合价值链的思路已显而易见。
施瓦布没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达沃斯也没有。然而有两点,施瓦布和他一手创立的组织看得相当清楚:首先,全球性关键挑战不可能依靠政府、企业或民间团体任何一方单独解决;其次,在当今复杂、脆弱和日益同化的世界里,不能被动地去获取战略见解。获得战略见解的最佳途径,是与同行或业界最睿智的人士进行持续交流。
尽管已年近七旬,施瓦布没有流露出任何退下来的意思。他对西方媒体表示,“我认为只要我能够从心理和生理上合理地锻炼各种功能,就没有必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老头儿还是有点性格的。
田溯宁:达沃斯是思想的节日
田溯宁: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
第一次参加达沃斯:1997年
(一)
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是1997年。那时候参加论坛的中国企业家还不多,当时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陈英做了很多的组织工作。现在回头想,当时我去达沃斯的很多感受还是比较表面和肤浅。达沃斯的风景很美,漫天大雪,但并不觉得寒冷;论坛的气氛很热烈,人非常多,大人物也很多,我们心目中的大人物,论坛上基本都能找到,和他们交流也很容易。过去我们参加会议大部分都是单一方式,要么在上头讲,要么在底下听,而在达沃斯,有很多途径可以让你能够进行非常好的互动交流。
1997年在达沃斯,有一天晚上有个活动大家要同坐一辆巴士去。我的旁边坐了两个人,右边是知名投资公司Fidelity的老板,左边是墨西哥最大电信公司的老板——据说现在个人财富比比尔·盖茨还多。我那时比较年轻,热情活跃,而中国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刚刚开始发展,我就跟他们讲互联网,这两个人对我都非常感兴趣,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亚信融到的第一笔风险投资1800万美元,其中就包括Fidelity的。
(二)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达沃斯,我觉得达沃斯是一个思想的节日,在这里各种各样的思想集聚到一起来。你背后的企业未必要大,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跟别人交流;只要你的想法有吸引力,交流起来就能得到认可。
对企业来讲,去达沃斯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达沃斯的很多话题非常具有前瞻性。今天各行各业都已经开始了数字化进程,但1998年我去达沃斯的时候只有个别人在谈数字化,1999年的时候数字化已经变成论坛主题。1998年达沃斯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题是电信的放松管制与改革,我当时还在亚信,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亚信,只是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后来未曾想我加入了网通,成了电信改革的参与者。
从商业的角度看,大部分的会议都跟商业活动有关系,甚至有一些过于商业化,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活动都很商业。大学、政府也是达沃斯很重要的参与者。我参与过一些大学的论坛,很多学术的话题很有意思,经常让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2002年的达沃斯论坛是在纽约举行的。当时“9·11”刚过去没多久,很多人不敢去纽约,达沃斯却偏偏要在纽约办。我在那次年会上第一次听到了“社会企业家”这个概念,不以赢利为目的,但采取与做企业一样的管理、运营方法。2002年达沃斯就是带着这样的方法和观念到纽约去的,这是一般的会议所没有的东西。
另外,达沃斯确实有比较全球化的观念。很多会议,无论是《财富》全球论坛还是其它的投资论坛,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达沃斯不能说不以美国为主,但也有很多欧洲的东西,而且会特意安排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东西。这是组织者在有意制造全球的平衡,便于在论坛上能听到不同人的不同观点。
我始终认为,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全球化,都替代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使沟通变得更加有效、生动,影响更直接。达沃斯制造了这样一种气氛,每个人都在走动,每个人都在交流,每个人都想见更多的人或者是被更多的人见。你在那里会被这种气氛深深感染,而这种气氛别的会上很少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