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上,达沃斯能否复制到大连也面临考验。“老外拿杯酒在那可以站三天、站三个小时聊天的,中国没这个习惯。”马云笑说,“达沃斯的商业模式在中国肯定是要改造的,夏季达沃斯必须以亚洲为中心,必须以中国为中心。”
施瓦布:雪的秘密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将大街上的一个乞丐(如果有的话)带进达沃斯,要让对方感觉不可或缺。“先生,你,已经建立了影响很多人的繁荣事业,你的口才和亲和力让你不凡。你,是一名企业家,具有远见卓识。亲爱的流浪汉,欢迎来到达沃斯。”
以上出自2006年《金融时报》对施瓦布的一段调侃。世界经济论坛的同事评价施瓦布像一个政治家,而施瓦布则称“如果一定要填满护照,在职业一栏里,我愿意写上‘艺术家’或‘创造家’”。
一个每年都参加滑雪马拉松以保持精力与体能,因今年夏季达沃斯即将召开而放弃习惯到中国提前考察的教授;一个在“9·11”事件之后果断易址到纽约召开2002年年会以示声援(也有怀疑论者认为此举或因达沃斯在瑞士办不下去了)的论坛创始人,显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
当然,他也不是一个高调的人。甚至,他的学院脸看上去有些严肃。然而,施瓦布的朴素沉静、自我隐匿无法遮蔽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是他,就不可能有达沃斯这样独一无二的全球化产物。
全球化幕后推手
雪山,达沃斯,小镇。世界顶尖人物每年都趋之若鹜,为什么?这里有高屋建瓴的话题、卓尔不凡的精英,以及滑雪运动的贵族隐喻。“达沃斯人”(Davosman)成了比亿万富翁的头衔更有尊荣与品位的象征。据说有美国富翁乘私人直升飞机来游说,要求参会,但没那么容易。
拥有机械工程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和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的施瓦布深谙其道。如果将达沃斯论坛视为一家大企业,他不仅了解客户需求,还推动客户创造价值。
1971年,施瓦布观察到美国的管理模式将对欧洲大陆造成冲击,于是邀请400位欧洲工商界著名人士在瑞士发起成立欧洲管理论坛。这是他成功的起点,早期论坛团队在日内瓦郊区一个只有三张床的屋里运作,雇员之一是其妻子Hilde;而如今,达沃斯论坛已有员工三百多名,来自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写过《欧洲梦》的美国社会批评家和畅销书作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认为,“欧洲梦强调包容性、多样性、可持续性发展与相互联系,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各国参照的新样板。”
虽然杰里米·里夫金的这种判断,“适合致富”的美国不一定爱听,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没有时间听,却印证了达沃斯论坛的发展脉络:先是欧洲管理论坛,后来过渡到世界经济论坛,直至今天,虽仍然冠名“经济论坛”,其外延早已拓展,社会意义愈加深远。
达沃斯每届年会议题林林总总,但最后决定大主题方向和事务优先性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施瓦布。这一决策过程看上去不怎么“民主”,不过,在愈加复杂的世界事务面前确立优先性,在集体智慧结晶基础之上做提升,对于施瓦布本人未尝不是一种考验。
作为全球化的幕后推手,施瓦布似乎永远能不停消化和吸收有用的信息和意见。比如有人提出好莱坞明星到场只会吸引尖叫,容易冲淡主题,达沃斯收缩了娱乐界的邀请。比如西方媒体批评达沃斯论坛是“CEO的迪斯尼乐园”、“资产阶级俱乐部”,达沃斯加强了邀请NGO、福利组织、弱势群体代表的力度。再比如,早期论坛的商业操作,有人质疑他的商业道德,他索性建立基金会,继续以盈利的方式,坚持非营利的目标。
如某些人士观察到的,施瓦布是人类网络效应的熟练的发掘者。如果你请到一个首相来达沃斯,你就会请到另一个。如果你说服了一些首席执行官不远万里过来,他们的竞争者也会追随。一旦你有了他们,你就可以说服投行和其他公司来提供资金支持和租用酒店房间。
施瓦布手里有长长的大人物的通讯录,保持关联的方式仍是思想交流。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个中国籍联席主席在《我所经历的达沃斯》一文中,讲述了与施瓦布具体交往的轶事。2006年11月,施瓦布将其在伦敦的演讲稿发给王建宙。演讲中提到,“Google化可以使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互相联系沟通。”
这促使王建宙写信给施瓦布提出补充意见,“手机是人的耳朵和嘴巴,成了人的必需,相对于有手机的人来说,没有手机的人就缺少了一大部分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要达到教授您所说的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沟通,还必须实现手机化”。施瓦布12月回邮件表示赞同,并在年会上把“Google化”和“手机化”相提并论。
施瓦布的水晶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