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运营一个社区。”毫无疑问,这是全球最高端的、最有影响力的社区。围绕这一社区,有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区域合作伙伴、会议合作伙伴等,分别提供场地、车辆、餐饮、电子设备等的赞助,和一般的商业赞助不同,这些合作伙伴的LOGO甚至不能出现在论坛上。于江认为,“这就是社区的精神,把论坛当成自己的事情做,完全是无偿的。如若不然,大企业和小企业永远无法平等对话了。”
在大众层面,《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的品牌影响要远远超过达沃斯,但这并不会让世界经济论坛有任何不安。“我们目标客户很明确,就是政府部级以上领导和大型企业的CEO和董事长。我们只在精英层面上推广,大众层面的主动推广根本没有,也没有用,做了或许反而会损害品牌。”
在议题设置上,达沃斯年会试图寻求一种平衡:政治和商业各占50%。达沃斯论坛的员工会不定期的到会员企业去,了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另外,论坛会通过世界各地的专家沟通交流,了解最新的研究运用到商业领域会带来哪些变革。
达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声讨。每年达沃斯论坛举办其间,苏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马云第一次去达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机枪。“大厅里的企业家在台上谈希望全球化为人类做出贡献,门外则对这些企业家破口大骂。”马云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金融时报》则有专栏文章对达沃斯批评道,“原本立意很高的讨论常常退化成为陈词滥调。坐在大厅后面花上几个小时听人们讲‘经营全球风险的有效领导’——本年度达沃斯主题之一——你会睡着的。”
在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看来,达沃斯在全球化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该机构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世界各国的政府、经济和舆论界开展沟通的平台。另一方面,该机构又充当了一个传教士,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规则通过更委婉的渠道灌输给其它国家的精英阶层,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乃至认同、膜拜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规则,而这些规则又未必都是合理的。
论坛主席施瓦布是达沃斯论坛的真正推手,绝大多数与施瓦布有过接触的人都把他称作“有远见的人”。5年前甚至更早,施瓦布就表现出对新兴经济体、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的关注。“我们认识到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一是经济力量由 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二是地缘政治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三是决定权由企业向终端消费者转移。”施瓦布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如是说,达沃斯的战略重点也开始转移。
中国正成为施瓦布的未来重点,对于达沃斯的中国图谋,梅新育直言道,“作为一个社会机构,达沃斯要保持乃至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除了传统的权力中心之外,还必须在崛起中的权力中心加强影响力;否则,随着老权力中心在世界格局中所占份额下降,仅仅在老权力中心拥有影响的社会机构影响力也就将随风而逝了。而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崛起中的权力中心。”
重启中国
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之路并不顺利。
1980年,施瓦布主动联系到中国国家经委,希望能够与中方合作,通过组织研讨会的形式“给中外企业彼此了解的机会”。5月1日,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率领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欧洲时,在瑞士日内瓦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总部与施瓦布面谈时,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合办的第一届“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中国企业高峰会的前身)召开。
“施瓦布在1980年就看到了中国众多人口形成的广阔市场。”曾参加国家经委代表团的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潘承烈对《中国企业家》回忆到这一点还是满怀敬佩。“讨论会能够迅速成型,国家经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协调作用。袁宝华当时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所以最后确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来代表中方合作。”潘曾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负责与达沃斯方面的合作超过10年。
在“中国企业高峰会”创立之初,双方合作相当愉快。通过国家经委,每次峰会中国企联都能够保证有“中国领导人接见”和“部长级报告”,中外企业家可以在部长报告之后直接面对面向部长提问。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给对于政策难以把握的中外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世界经济论坛也借助自己在发达国家的号召力,将外企引入中国。据介绍,西门子、大众第一次进入中国,都是通过“中国企业高峰会”这一渠道。
但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强化,“中国企业高峰会”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联的合作也摩擦频繁。“最开始,双方合作非常愉快,所有的合作都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在换过几次外方代表之后,外方代表态度越来越倨傲。”潘承烈告诉记者,双方在财务方面的安排也产生了分歧。以前双方的财务模式是,中外合作方各自邀请中外企业,在国外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中,前50家注册费由中外双方共有,50家之后中方可以获得15%;国内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则全部由中方享有;论坛开支由外方负责。后来,外方不再把海外企业参会费用与中方共享,并要求中方分担论坛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