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思茅市也正式改名“普洱市”,虽然普洱市的相关官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并不认同改名是为了打普洱牌的说法,但如此的声势浩大,其用意不言自明。从1993年开始,思茅市每两年举办一次普洱节,至今已有八届,当地也将普洱茶产业先后由“重要产业”提升至“支柱产业”,后又提拔至“第一支柱产业”的高度。
边远地区,地方政府为走出经济困境如此用心良苦或可理解。问题是,在一轮轮的马帮秀、专家发言、明星代言、慈善秀以及拍卖表演后,由地方政府与企业联手的一次次强势宣传硬是把一个好端端的大众茶饮敷上了过度的“文化”色彩,弄成了“茶中古董”、穿上了“皇家金缕”、说成了包治百病的“灵芝草”、变成了潜力无限的“收藏品”。
到这个程度,普洱茶也就失去了茶的味道了,一个原本让人静心清气的茶饮,最终沦为了一个让人物欲膨胀的金融工具。
事实上在这次骤涨暴跌前,已有业内人士看不下去这一幕幕表演,出来揭露所谓的拍卖存在“假拍”与“真拍”猫腻、最终无非是为了抬升普洱的造势。针对普洱茶所谓防癌抑癌、抗衰老诸如此类的神效以及一些被放大甚至故意捏造的历史文化的批判也是此起彼伏。
但这个世界,只要存在能翻云覆雨的炒家,就永远不缺炒作的题材,对于这些强加于普洱身上的“概念”,用邹家驹的话说,其实,普洱业内早已心存担忧,并对利弊争论不休。
“概念”其实最终落于炒家之手。最大的得益者目前看来并非地方政府与茶农。先是来自港台地区的茶商,他们是普洱茶的唤醒者,也是热潮的第一波掀起者,在普洱茶还沉睡于深山老林中时就已组织人马翻山越岭以低廉到甚至不满10元一饼的价格将老茶饼网罗囊中。
出现在各个山头的台商最终让蒙在鼓里的地方政府与茶民、茶厂意识到了普洱茶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港台茶商倒也功不可没。
正因普洱茶长期沉默,2000年之前,产量很少,上了年份的老茶饼更是奇货可居,潘斌介绍,老茶饼现在大多集中在港台茶商圈内。
以千年古茶树制成的普洱茶饼保存得当确实“越陈越香”,受台湾人的带动以及后来加入进来的福建、广东茶商的推波助澜,普洱茶市场在2003年后逐步繁荣,“增值幅度每年20%至30%左右,这是符合普洱茶价值成长规律的。”潘斌说。
问题是到了去年底尤其今年初,“普洱茶市的炒作开始变味,股市的味道越来越浓,新加入的散户越来越多。”王明介绍。
“原来是炒作普洱茶的概念,现在是把普洱茶当作概念来炒。”王明解释,“原来在一定圈子内炒老茶饼,现在则是向大众散户炒新茶饼。新茶的价格甚至高过老茶,这不正常。”
经过此前一系列有关普洱茶的“概念炒作”,普洱茶的“储藏增值”概念以及“文化内涵”深入人心,白领以饮普洱茶表明自己的时髦,并不懂茶的文化人以饮普洱茶表明自己的内涵,商人送礼以送普洱茶为档次,甚至机关内的司机也要学着一把手端起一把紫砂壶品普洱茶色、闻普洱香。
在王明与邹家驹看来,也就是之前几年的炒作已经为“普市”今年的疯狂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珠海一个老板特意请我去喝茶,开口就是这款普洱茶市值两万元一件,洋洋得意。我一喝,告诉他这茶一般,只值九千。他立即扔了,问我,你最贵的茶多少?”
“他认为,最贵的普洱茶才能显示出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一种市场畸形。”王明说,“一块200元的茶饼,我开280元,他甚至认为是假茶,我开2000元,他就认为是好茶。”
有这么多的市场利好因素支撑,加之普洱茶“越存越有价值”之说,大量连“生茶与熟茶”、“晒青与炒青”都分不清,甚至受误导认为“霉味就是陈味”的散户在今年初涌进普洱茶市。
一场由少数庄家导演的“普市”资本争夺由此开始。
击鼓传花
“庄家首选大品牌、小(茶叶)基地的普洱茶。”普洱市景谷馨茗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管笛说,“三大品牌名气在外,货源有限,有利炒作。”
云南省内现在对于究竟是哪家品牌率先跳水导致整个市场面集体缩水争论不休,一个说法是“中茶”“贴牌”。邹家驹也得到消息,“中茶”在今年突然向市场增量2万吨普洱茶,“相当于增加了四个大益茶厂。”
自1996年昆明茶厂停产至2006年开工,十年间“中茶”都未生产过普洱茶,2006年3月,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重新获得了“中茶” 商标使用权,此时原先旗下的下关、勐海茶厂早已剥离改制,只剩昆明茶厂一家,且年产量据说不足2000吨。
这样的情况下,“中茶”开始以每公斤50元授权其他厂家使用“中茶”商标并将批号分字头卖断。对于这一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