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大约起始于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的上海《申报》。为了把《申报》办成适合中国人看的报纸,美查聘请华人主笔,让他们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兴趣爱好、语言文字表达习惯来办报,这大大扩展了《申报》的读者面和影响力,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财经读者群。接下来,《申报》在传播经济学知识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1872年“轮船招商局”等华人公司股票开始交易之后,《申报》每期刊载股民关心的股市与经济信息,而且不断刊登经济理念和公司经营类的文章,“公司治理”在1880年之后也成为《申报》、《上海新报》等报刊的热门话题。
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版叫《原富》),他的工作当然把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另一高潮。到民国和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总体上进展很快,特别是像《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等报刊贡献非凡。1927年由耶鲁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促进了经济知识的传播,另一方面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这一工作由方显廷先生带动)。同一时期,章宗元、陈岱孙、巫宝三、马寅初等先生在中国推广现代经济理论。但是,前辈的经济学传播与研究在五十年代之后基本停止,《申报》、《东方杂志》等均于1949年左右停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人们能接触到的经济学知识基本不超出官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改革开放之后,厉以宁、张培刚等教授努力启动经济学的恢复工作,编著出版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其它西方经济学教材,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非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早期著作里往往是每介绍一种理论又要先批评一顿,叫你“先花很多时间学习,然后又叫你马上把所学的都忘记”,当然那是时代的特色。尽管如此,这些努力的意义重大,它们实际上是今天许多决策者当年读过的第一批经济书。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也起到了突破性的市场经济启蒙作用。
此后,陆续有翻译或编著的经济学书籍出版,专著类包括商务印书馆在80年代起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中对二战前,特别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名著的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译库》;1989年茅芋轼与汤敏主编的三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1993年由田国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集《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等等,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许多同仁的贡献,敬请各位谅解 —— 这些和其他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和编著工作对国内学者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今天,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的资料可得性已慢慢不成问题。
教材类的翻译出版包括1990年代初期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还有在《经济科学译丛》中出版的斯蒂格利茨《经济学》(1997年出版)、平狄克与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济学》(1997)、多恩布什和费歇尔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经济学原理》(1999)以及曼昆《宏观经济学》(2000)等,这些西方大学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也慢慢成为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主流教材。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著作只是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教材,而且在许多院校还只是在“西方经济学”名义下出现。
正规经济学课堂在慢慢改进,这些是非常积极的进步。与此同时,现实市场经济生活却不能等待,所以过去二十几年里大众媒体变为“有用的”经济理念的重要来源。实际上,虽然翻译的著作可以帮助经济学专业者的学习与研究,但对于企业界、政府决策层以及社会的众多人士来说,这些著作可能太抽象,也不一定对他们在现实经济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有直接帮助。相比之下,大众报刊则可根据今天的热点问题去查找相关的经济理论、采访“公众经济学家”,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和内容边报道评论、边传授经济学理念,媒体成了真正的“社会大学”。
1985年创刊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经营报》、1989年创办的《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在改革开放的头期对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成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1990年底推出中国股市之后,几千万人立即有了对经济学、管理、法律知识的需求,这为财经媒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展机会。九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批证券财经报刊,包括《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