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3年创刊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它不仅成为向大众传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力,而且还倡导了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方法,那时显然还没有“计量经济学”这回事,但它的基于数据的经济分析给人们耳目一新、清晰易懂的感觉,使依赖大众媒体的经济讨论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另一份最有影响的报刊是今天还在的《经济学人》杂志,它创刊于1843年,其宗旨就是向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商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输深奥的经济理念与商业知识,“把那些看起来像迷宫的经济理论与理念变成社会大众的普通常识”。《经济学人》的定位是严肃的政经新闻加评论,半学术性和半常识性。
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是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时期,也是该学科的黄金岁月,它的发展基地不是大学,也不是正规的研究机构,而是公众报刊媒体。这些报刊和活跃于其中的公众经济学人一起改变了英国与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他们的努力不仅创立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而且从根本上培养了英美社会的商业文化,使自由市场以及相关理念成为英美大众文化的重要核心,使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对自由市场谈论一二。这种市场文化的培养对随后英美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让社会更能支持建立与产权保护相关的市场制度架构,也为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直到1882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和1888年英国《金融时报》创立的时期,以大众媒体为平台的经济研究与理念传播的时代才正式告一段落。从那时开始,财经报刊转向以新闻与金融信息为主,经济学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象牙塔。那一转折的背景大致如下。第一,到19世纪末,英美社会已基本领会并普遍接受自由市场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深入人心,除了专业人士外,大众对经济理念的兴趣开始减少,远不如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于是大众报刊不再愿意投入太多的篇幅给理念论争性的文章。第二,由于铁路技术在1860年后越炒越热,大众对铁路股票的兴趣猛增,炒股热情远远胜过对经济理念的热情,人们更感兴趣“如何赚钱”、“如何选好股票”等,而不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更好”、“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更好”的问题。第三,经过早年的努力,经济学体系到19世纪末已基本成形,专业化程度已很深,也慢慢建立了经济学自己的一套话语。正是这一时期经济学院系开始成立,比如,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于1890年成立,伦敦经济学院于1895年创立,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于1903年创办。与此同时,经济学专业学报也第一次出现,比如,哈佛的《经济学季刊》于1886年创办,英国的《经济学学报》在1890年发刊。这些专业系科和学报的设立标志着经济学已成熟为一门独立的学术职业。走进象牙塔后的经济学不仅进一步建立自己的一套分析范式和专业话语,其研究主题和兴趣也不再完全受当时当地的热点新闻问题所支配,而是更多由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所推演出的问题而决定。换言之,从此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现实问题,而且包括纯学术的问题,以此使经济学理论不断深化。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学以及其它许多学科的学术中心基本已从西欧转移到美国。这也说明世界学术强国跟经济强国是极度相关联的。当然,二战之后,数理逻辑逐步由美国经济学界引入经济学,成为美国时代的核心经济分析方法,并开始出现“数理”和“计量”实证两类主要“证明”(或者“证伪”)经济理念的研究方法,使经济学向科学靠近。作为结果,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外行经济学家”与“内行经济学家”的区分也越来越显然。以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大师为例,当年的亚当?斯密、李加图、凯恩斯等都是从财经记者转入经济学的,而今天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先读经济学或相关博士学位的,过去这些年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者也多是因为其原创性的数理或计量研究,以至于在介绍这些人的研究成果时媒体还真无法用大众语言讲清楚。
经济学在中国
经济学先是通过报刊进入中国。中国报刊业开始得很晚,起因是为了传教等原因。1815年,外国传教士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即有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及同年创刊的《澳门杂文编》。首批报刊的内容以宗教教义、伦理知识、科学文化为主。基于当时国人受教育面的限制,那时媒体的受众规模可想而知。
财经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最早是1857年面世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其“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