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

今还存在的《Lloyd’s List》（1734年）这些财经报刊 [1]，当时这些报刊的出现完全是出于海外贸易和证券交易的需要，刊登的只是各海港离港航船的目的地、进出口商品种类与价格、股票以及其它证券价格信息等，提供纯粹的商业与证券信息和刊登广告，没有经济评论。当然，到1720年英国的南海股票泡沫时期（The South Sea Bubble），英国已有大量财经报刊，许多人认为那些报纸的过度渲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那次金融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大泡沫。那次泡沫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规定任何企业在没有得到议会的特许之前不能成为股份公司，其股份不能上市交易。该法案在相当程度上使英国股市的发展停顿了长达120年。

那次股市泡沫带来的其它后果姑且不管，其间接效果是使英国从此有了相当规模的财经报刊业，而且也培养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和报刊销售网。股市泡沫破灭之后，以股票信息为主的财经报刊出现萧条，但已经习惯于每天读财经报刊的读者群却仍然存在，成熟的报刊受众的存在对此后经济理念的大众传播极其重要。

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市场扩张已达到相当规模，除了在美国的13个殖民地外，它还拥有加拿大、中美洲众多岛国、印度为其殖民地。在16世纪时英国人还不知道有白糖、烟草、茶叶、咖啡这些东西，但到1700年英国人均年消费白糖2.6公斤、烟草1公斤。这些都是从美洲和亚洲进口的东西。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和印花布也改变了英国人的时装偏好，使其服装业由羊毛慢慢转向棉织品。特别是从1760年代开始的机械化棉纺与织布技术使英国依赖中美洲国家，从那里进口棉花到英国加工纺织，然后又将棉织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其它国家。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已相当大，其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比如，1700年时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56%、22%和22%，到1820年这些产业的比例分别为37%、33%和30%。 [2]这些海外贸易以及本国产业的发展也给英国创就了相当大的中产阶级。

到那时，人们不仅已看到海外贸易和本国市场发展的好处，也看到要为海洋贸易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护其海外贸易利益，在当时没有成型的世界秩序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建立并维持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也经常发动或进入战争。到18世纪末为止，英国已多次跟法国、西班牙、荷兰作战，1776至1783年间为维护美国殖民地与要独立的美国作战近九年。

那么，这些昂贵的海外贸易到底值不值得？为什么要扩展并维系其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市场交易给社会带来的是什么？政府对经济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海外贸易以及英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商业与经济问题，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转型冲击就像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人们渴望有更清楚的理论框架帮助他们理清繁杂的经济现实，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导航。这种对经济知识的渴望尤其在中产阶级中最为突出。可是，到18世纪中叶还并没有“经济学”这回事，更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经济理论。于是，在因海外贸易刺激出的对经济知识的饥渴和“经济学”的不存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就好像中国过去二十几年所经历的一样）。

就在那个时期，财经报刊第一次成为经济理念的辩论平台。一方面那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较成熟，可担任经济思想辩论的“裁判”，另一方面通过阅读不同思想理念的交锋，报刊读者也可获得正规学堂里学不到的经济理论，何乐而不为呢？第一次思想交锋发生在《重商者》（The Mercator）和《英国商人报》（The British Merchant）之间，在1720年左右《英国商人报》刊登了亨利?马丁（Henry Martin）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大力推举自由贸易的好处，而《重商者》则登文反对自由贸易。当时既然没有“经济学”，自然就没有“经济学家”了。在报刊上登出经济论争的作者一般是具有分析头脑的财经记者或评论员，其中有众所周知的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世界经典《国富论》首先起源于财经报刊的“大众化”经济论争，李嘉图的价值论也是先以“书信”形式刊登在当时的《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上，随后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著名作品——《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穆勒（Mill）以及麦考罗克（McCulloch，人们称他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等也是当时著名的由财经记者转变而成的“公众经济学家”。

以大众媒体作为探究经济原理同时传授经济知识的途径，最大的强处是它的灵活性和新闻相关性：根据每天发生的事件和热点经济问题，报刊可以边报道、边评论，同时也讲解其背后的经济道理，或者请有造诣的专家写相关的剖析解释文章。另外，媒体间的竞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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