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5 10:45:00 来源: 《新财富》(陈志武)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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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理解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影响，图二把各地区间人均收入的趋同速度（beta convergence）跟国有企业在该国家中的比重联系起来。这里我们看到，美国的贫困州在1880-1990期间以每年缩短1.7%的速度减少它们跟全美平均水平的差距。英国的跨地区收入差距的趋同速度最快，每年减少3%，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使贫困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差距缩小一半。 意大利、印度和德国的趋同速度最慢，每年分别以1%、1.4%和1.4%的速度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这意味着意大利需要68年才可使贫困地区与全国的收入差距缩小一半。需要注意的是，图二中的趋同速度系数反映出美国在1880－1990年间、日本在1955-1987年和其它国家在1950-1990年间的经验。如果没有制度障碍的话，由于科技的进步，最近几十年里如何国家的地区间应该有更快的趋同。这意味着美国的趋同速度可能被低估，因为其样本期间包括了19世纪末以及二战之前的年份。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现实经验确实表明：国有化程度越低，一国之内地区间收入差距就会更快地逼近。
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越高，地区间越不容易平衡发展，这个结论当然跟以往固有的看法正好相反。为什么呢？其实，这可以从经典的索罗-斯旺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按照该理论，地区间人均收入增长之所以不同，是源于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不同。 如果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自然环境或者法律或者政府的限制，劳动力将从低资本缺乏、收入低的地区迁居至资本密集的地区，而资本密集地区的资本将转移至资本稀缺的地区。市场力量促使这两类要素的流动，最终将使地区间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达到平衡，地区间的人均收入也会趋同。但是，市场的这种效果需要一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不能在其中插手，不能通过户籍制度等阻止人口流动，也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在各地区间分配资源。图一和图二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生产要素与人口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是把地区发展水平连结在一起的两种决定性力量。
当然，这里我们所讨论的8个国家都有代议制政府，虽然它们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的运行效率差别较大，但它们至少有这些机制监督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行为，约束政府的资源配置行为，使官方的资源配置尽可能对各地区都公平，而不是偏向个别地区或某些群体。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印度、法国和意大利等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很多，干预资源配置，但其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毕竟每年在缩小，只是在趋同速度上慢于英美。换言之，在第一、第二类国家中，即使政府有资源配置权力，也会因为政府权力能通过基于选举的民主制度得到纠错，所以政府对经济的扭曲会受到制约，配置资源的权力会更多地用于增进机会平等而不是扩大差距，政府干预对地区间发展机会的损害会被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
以上两类国家的共同点是具有代议制政府。如果没有代议制政府而同时又不是市场经济，那结果会怎样？也就是说，第四类国家会更有利于平衡发展吗？
北京的故事
中国的经历或许能帮助我们看清第三和第四类国家形态对地区间、群体间发展机会的影响。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把北京与全国其它省进行直接比较，先看看北京跟其它各省市的发展差别，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核心命题。这个研究角度跟以往的地区研究视角当然有所不同，因为以往的地区发展研究基本都喜欢把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进行比较。但是，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基本来自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是运输成本最低这个事实给了它们几百年的外贸优势，因此将沿海与内陆地区做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般经济学的问题，但并不能回答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因此，为了回答有关国家形态对地区间、群体间发展机会的影响问题，把北京跟其他省市、然后把省会跟非省会城市进行比较，我们更能看出行政权力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对各地发展机会的影响度。北京是全国的首府，是政府所有权力的中心，政府所有办公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都坐落在此；到了省这一级，省会城市又掌握了那个省的所有行政权力、掌握了那个省的资源配置权；依此类推，到了地区市那一级，市又是本地区的权力中心。这种行政权力结构对不同地方居民的收入机会有何意义呢？答案当然取决于政府形态和经济形态。
2003年，北京的人均GDP为3260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9073元的3.6倍多，在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中名列第二，排在人均GDP为46718元的上海之后。 图三显示出历年北京和全国人均GDP水平，以1995年的不变价格（元）为单位表示。 从图中清楚看到，自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