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出卖的是“硬苦力”？-中国投资理财网，经营你的人脉，增加你的财富

纸上的许诺。交易的东西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也没有声音，这种合同所保证的权益可以值很多钱，也可以一文不值，关键在于上面讲到的两类制度保证是否可靠。第一，投资者能否得到关于“深发展”的公正可靠的信息？这不仅要求上市公司经常披露相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受控制的新闻媒体去独立地验证信息、挖掘有损股东权益的内幕，因此新闻自由、信息自由至关重要。第二，是否有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和相匹配的司法体系与诉讼程序？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问题。如果没有可靠的保护合约权益的制度机制，那么股票所代表的金融合同就没有意义，当然就一文不值。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制造业远比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容易发展，前者所依赖的交易市场相对于后者不容易被骗(尽管在绝对意义上任何产品交易中都会有欺骗的空间)，因此，制造业市场的发展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较弱。而第三产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阿克洛夫(Akerlof)所讲的“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制度资本欠缺的社会里，这种市场、这种行业更容易停滞不前甚至关闭。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克洛夫，最主要贡献是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理论》一文。他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旧车交易市场的信息浑浊，让买方无法分辨“好车”和“坏车”的话，那么这一市场上不管好车还是坏车，买方愿意出的价格就只能基本一样。长此以往，那些有“好车”的人自然不愿再参加这种浑浊市场上的交易，会选择退出市场，使市场上剩下的旧车越来越差。看到这一局面后，买方愿出的价格当然只能越来越低，迫使那些有“较好车”出售的卖方也选择退出市场。依此下去，到最后旧车市场就会无人光顾。这种“逆向选择”过程最后只会促使市场关闭，而不是促使其发展。

汽车市场与证券市场相比，虽然都面对着信息浑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但前一市场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远较后者为低，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制造业在中国也可以发展(更何况制造业能最好地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证券市场在中国则发展艰难。

法治与第三产业发展程度正相关

我们也可以分析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跟产权保护的关系。根据一国对产权保护的程度我们先把各国分成三等份组，然后将每组国家在2002年第三产业占GDP的平均比重放在图5中。图5表明，产权保护最好的国家，其服务产业也最发达，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前面谈到，制造业与第三产业对产权和合约权益保护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制度资本欠缺的国家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图5从产权保护的角度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最后，上图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1980年，印度第三产业占GDP的36.6%，中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23.8%。但到2002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0.7% 和27.5%。同一时期，印度的第三产业在其经济中的份量增加了14.1个百分点，而中国的只增加了3.7个百分点。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并没利用这期间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长，没能发挥出更大的内生增长潜能。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在同是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的条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行业：中国选择了制造业，而印度则利用其相对的制度资本优势发展服务业。

制度改革决定国家竞争优势

我们都渴望中国人的勤劳能带来与时代相称的财富收入，但要实现这一愿望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制度架构，一方面让市场效率提高，另一方面给高经济增加值的产业提供一个发展的机会。否则，中国只能停留在制造业和其他“硬苦力”行业上，老百姓也只能勤劳但不能富有。

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而取决于其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里，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势(比如唐宋时期)。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是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发生，才能给一些对制度机制依赖性强的产业一个深化发展的机会。这是新的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成功不但没有挑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