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在不久前的一次交谈中,《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到,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熄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
这位朋友做记者许多年,在中国已两年有余,碰到、看到、听到的事当然很多,但中国的事让他对这个社会、对今天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着迷,中国为什么在庞大行政机器压制下还这么有活力?
谈到这里,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但,如果简单点讲,就是给老百姓以买卖自由、选择自由。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一个国家已经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资本化”概括过去十几年的改革脉络,并认为“资本化”与WTO是第二阶段改革成就的根本推动力呢?这跟买卖自由、选择自由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本源在三方面,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但,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钱”或“资本”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能被买卖,最好是能自由买卖。
如果退回到1978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都为国有,当然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是财富,但没有资本价值,因为它们是“死”的。企业基本全是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一双手、一个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改革头十几年里,人们终于享有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自由,在农村如此,在城市先是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商品市场化也同时发生。特别是人力交易也开始有自由,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 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逐渐有创业自由,这些从本质上让劳动力开始市场化。
但是,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恢复,还不等于有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从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就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近9万亿元,境外上市的公司市值近1万5千亿美元,值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20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0万亿元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价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