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

  　慈善成为一种完备的制度，公益基金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和影响之重要，是20世纪美国的独特现象。

  　中国跟美国的国情完全不同，拿美国人的捐赠比例与中国人相比并不切合实际。但美国在公益基金会制度构建过程及观念引导方面的经验足资借鉴。

  　两极分化的压力和改良社会的觉悟

  　没有任何国家像20世纪的美国那样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亿万富翁。工业化迅速发展，私人财富急遽增长而且高度集中，出现了著名的工业巨子，如“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巨头”等等，这些人财源滚滚，其个人名下的财富如雪球般加速膨胀，以至于花钱成了问题，不知怎么处理才好。

  　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就产生了大财团。如果顺其自然发展下去的话，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会非常严重了，事实上已经很严重了。美国那时的腐败很厉害，权钱交易，最主要的表现是财团、政党跟国会议员合作，让议员在国会里推动有利于资本家的立法，而要通过有利于工人的立法就会非常困难。

  　此时工人运动、媒体和思想界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批判以及政府的监督和法令汇成“进步主义”思潮，矛头都指向财界巨子及其家族。同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在上升，尤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所以大资本家们看到了社会危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要避免推翻整个制度的革命，就必须主动缓解社会矛盾。他们热爱这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成功的社会，决不愿意看到它垮台，可以说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以维护其基本制度同时加以改良为己任。所以改善底层人群的处境，缓解社会矛盾，既为国家排难解忧，又巩固自己的地位，形成多重社会责任感。

  　出现以财富改良社会的公益基金会成为大规模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

  　雄厚的剩余资产对于形成一种影响全社会的、有独特意义的事物是必要的物质基础。一个自尊自爱、过健康生活的人，只要不吸毒，不狂赌，个人花费总是有限的。老一代的资本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等大多崇尚简朴，也以此教育子女；后世风气有所变化，消费主义盛行，但即使购置多处豪宅，如盖茨用几千万（一说6千万）美元给自己盖一所别出心裁的高科技的住宅，比起他的几百亿资产来仍是九牛一毛。

  　当然更重要的是思想基础。

  　宗教传统：美国富人们大多相信，他之所以能成功致富，是上帝给了他智慧、本事和机遇，所以他对上帝要有一个交待，他应帮助那些不那么幸运的穷兄弟，并对社会有所贡献来报答上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之说多少有点影响。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早期大基金会的奠基人如塞奇夫人、卡耐基、老洛克菲勒等人以及他们的慈善事业顾问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西方慈善事业的渊源本来就是从教会开始，而后由政府立法予以固定下来。最早可追溯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济贫法”，规定每一个教区的有产者每年必须对教堂有一定数量的捐赠，然后再由教堂在一定的监督制度下分发给本教区的穷人。这也可以算作美国早期的慈善事业传统的渊源。不同的是，一是政府强制，一是自愿而后受到政府政策鼓励。

  　志愿精神（voluntarism）和社区（community）观念：美国在立国之前，虽然是英国殖民地，但是对那些早期移民来说，天高皇帝远，天灾人祸都靠不着，只能靠自己互助互救。美国人从传统上对政府较少信任，同时也较少依赖心。这样形成一种观念，志愿服务于社团，包括公益捐赠，是一种公民义务，而不是恩赐。据说现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周有4小时用在义务服务上。实际只会多不会少，因为有许多退休老人或家庭妇女常有经常性的义务工作（是真的义务工作，没有任何变相报酬，有时还要贴钱）。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参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义务工作不计其数。这已是寻常事，不需要“学雷锋”的口号。这种精神在美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与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相辅相成。

  　重白手起家而轻世袭：东方社会的传统是有困难或老弱病残靠家族和亲友照顾，挣钱是为子孙后代积累家业；欧、美虽属同一文明，但欧洲先是有长期封建制度，阶级关系比较固定，社会舆论对贵族大户为社会公益做贡献的期望值较低，有所捐赠主要通过教会。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贫富悬殊尖锐化，资产者和劳动阶级截然对立时，工人运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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