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5 11:27:00 来源: 《南风窗》()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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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语言学、人类学的逻辑，一个人平常所使用的术语基本能反映他的思维方式。如果是这样，当我们看看现在国内讨论许多热点问题时所用的语言，你会发现人们还是从剥削、从剩余价值来理解所有经济现象，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未能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和旧思维。
比如，大国崛起的问题，我们被教育说西方大国都是靠掠夺和剥削起家，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其中有很多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和西方接触，现有的工业体系，电力、电话、石油等公用工业，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媒，股票和证券，还有制造业等，无不来自西方，但我们对此视而不见，不会看到西方给我们带来的物质以及社会文明多方面的贡献，以往只会片面强调苦难、伤害等负面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到今天中国企业也走出去时，这就变成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是剥削，而中国企业走出去就是给别人贡献。这难道不矛盾吗？这样一种情绪化的、明显带有双重标准的世界观，恐怕不能支撑起中国的崛起。为了让中国社会长久持续稳定发展，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教科书都必须改变，许多过时的东西应该改掉，与时俱进，否则会为未来的中国留下后患。
《南》：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您当初不出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陈：很难，起码在学术研究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出息。我在国内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科技，但我很早就觉察到，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没有什么用。所以我研究生毕业留校时，就要求到政治教研室去做老师，想研究科技的制度保障问题。可是在1986年初到了那里，我的主要工作是打杂：单位里来了一车苹果，我问每个老师你要几斤，然后挨家挨户地敲门收钱，苹果来了后再送到每一家去。所以，我干了不到一年就出国了，到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现在想起来，即使当时不做杂事，留在国内，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今天的成绩恐怕是很有限的。
《南》：您曾经说过，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强，精神包袱太重。过多的政治使命感使中国人太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在过去150年里为多次政治运动提供了方便。不仅历史上为政治而牺牲的人前赴后继，即便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三句话有两句半是在谈论国家的前途和大政方针问题。相比之下，美国人一有时间就到沙滩、酒吧去玩，较少谈论政治，更多时间花在家庭上。于是，有些中国媒体嘲笑美国人政治冷漠、不爱国。
但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如果太多的人整天都在谈论政治，那恰恰表明那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还太不幸福。如果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人们没有安全感并对自己的未来没信心，人们当然只好靠谈论政治来索求更好的未来。结果，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这是一种不幸；而在美国，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了，人们对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甚至谁上台都无所谓，有了这样的前提，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对政治念念不忘了，用不着十句话有九句离不开政治、离不开“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所以，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让人们获得不用总谈论政治的幸福，生活不应该总那么沉重。—— 我不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关心政治，在目前的状态下的确无法不关心国家大事，也应该关心。但是，我真心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也能进入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让本能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去投入研究政治或从事政治，但更多人不必关心政治，不必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而是专注享受生活，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到那种时候，中国人才算是真正幸福了。
《南》：作为学者，您肯定有在学术方面的更高目标或野心吧，您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会否分散您在这方面的精力？
陈：客观的说，这确实是一个烦恼。对国内的问题发言，我要收集很多资料、看很多文献、做研究，很花时间，而且国内的事情让人头疼的地方太多了，进行这样的研究很多时候很痛苦。事实上，纯理论研究也让我陶醉，我喜欢数学，有时看到别人做的很漂亮的数理经济模型和数据，也觉得那的确是享受，很想再回头去做。但即便现在的学术论文的发表量受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