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中国是否该设置底线？

量的闲置资金，但是都是效益非常低、回报非常低的资金，而引进外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提升资金的收益。而且中国很多行业龙头并没有发挥它作为龙头的潜在作用，外资参与对这些龙头的增值有很大的帮助。实际上，今天我们买到美国的波音飞机零件很多都是日本制造的，这样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今天的龙头可能一段时间后就不是龙头了，新的企业会改变这个格局，所以行业分布是一个动态的格局，外资是一个不可缺乏的应对管理的模式，能够提升现在的管理水平。
　　雷鼎鸣：我认为除了与国防机械密切相关的龙头企业以外，其他的龙头企业都可以收购。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某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国际分工非常细，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国家生产，缺乏任何一个零件产品都不能生产出来，到底是电脑的龙头重要还是硬盘的龙头的重要，已很难判断。而这个分工化的潮流，是不可抵挡的。
　　陈富生：行业龙头是否应该限制外资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用美国和中国的这些行业做一个对比。上世纪80年代，美国汽车企业要求对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实行限制，但是到了今天，可以看到日本在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都树立了自己的市场地位，而且继续这样下去，美国汽车公司有可能将来会被日本吞并，这说明贸易保护主义不能真正的保护本土企业。而中国在过去十年大幅开放汽车业，外国厂商迅速进入中国市场，使得中国汽车的质量和数量提高非常快，我看不出五年，中国的汽车就会卖到欧洲和美国去。
　　主持人：刚才大家普遍认为，在当前全球化的前提下，各国应该按照国家与国家之间或者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分工作为国际产业链的一个环节，但同时，很多国家对外资并购本国企业仍存在抵制，比如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时都曾遭到强烈反对，为什么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愿意作为全球分工的一部分，而要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
　　林智生：美国对外资并购也有很大的限制，如联合航空公司。这个公司虽然广告做得最漂亮，可服务是全世界最差的，但是这个公司永远是美国基于国家安全理由不让外资收购，所以美国也有国家安全这一考虑。实际上，中国确实面临国家竞争问题，外资公司通过并购，慢慢进入中国企业的核心部分，然后从企业竞争慢慢地深入到国家竞争，英、美、中东地区的公司都是采取这种手段。此外，比如说橡胶工业，外资如果要进入中国，那么就整个搬进来，但只在中国做轮胎不行，因为环境的污染成本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我觉得这是目前中国政府考虑的最大的因素之一。
　　许成钢：在美国的经济发展比较早的时候，即20世纪初，并购是企业扩大规模、进行多元化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方式。但是许多国家金融市场不像美国那么发达，企业整合不是这样做的，比如韩国、日本。所以我们讨论到中国自己的时候，必须要很清楚地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什么样子的，哪些部分更适合英美的模式，哪些更适合学习日本、韩国的模式。
　　3. 中国的选择
　　主持人：许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国家对并购采取的态度应该根据本国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法律的健全程度，那么以中国现在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法律的环境来看，中国对并购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许成钢：我比较怀疑中国目前的环境。如果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下日本、德国为什么选择另一种方式，实际上都与此有关。德国原本落后于英国，它想追赶英国，而追赶英国要使用何种方法？它没有学英国的市场方式，而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大银行，集中调动资源。今天，德国正是通过很多半行政的方法，把企业规模做得很大，形成规模经济，甚至包括研究开发用的都不是金融市场的办法。因为德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法律制度也不是特别支持金融的做法。而日本就是有意识地抄袭了德国。但是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受的都是英美的教育，所以很自然地主张模仿英美的做法，但其实有时候英美的模式并不一定适合中国。
　　陈家强：英美的并购很活跃，因为它们有一个很活跃的资本市场，这点我同意。但是说中国如果没有很好的环境、没有很好的金融市场，对并购活动就要特别小心，这点我不同意。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金融市场也不是一天就可以改善的，如果国家想用外资的力量改善中国企业的管理，就要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机会来参与中国经济，而并购是其中一个途径。
　　雷鼎鸣：怎么样才说市场和法律比较完善呢？不能说中国领导人不想往这方面改革，但是怎么改，这是要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是说出现问题了，躲在房间里面找一些专家开会就可以把这些法律写得很清楚，而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发现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并购过程有一个好处，就是逼着政府去看看哪些障碍阻挡了市场更发达。
　　陈富生：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失败，实际上给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信息，现在中东的大部分的石油资金都在寻找美国以外的投资渠道，我认为长远来看这对美国没有好处。英国在并购方面最活跃，在欧洲共同体里面，英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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