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如何应对?
“不能一卖了之,也不能一卡甚至一关了之,”3月20日,一位长期从事国企改制工作的官员感情复杂地告诉记者,“不打开门,国内企业不见风雨不见世面长大不了,但门开得太大,一冲就垮,以后成长的基础也没了。”
保护与开放之间的分寸拿捏,这是对中国管理智慧的新挑战。“既不能把外资理想化,也不能将其妖魔化。积极对待、慎重选择、互利共赢,应该是我们的指导原则”,有媒体对此作出了自己的阐述。
这正是一个未有定论的全球性的新难题:如何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间寻得平衡。
即使是在最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去年让中海油折戟沉沙,今年又阻止了迪拜公司收购握有美国6个港口的铁行轮船公司。他们设有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跨国并购进行审查,有的还要被提上国会讨论。
西方国家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一直实行严格的管制,包括制定法律和审查程序,实行积极的行政和法律干预。美国更是全球第一家对外资并购进行管制的国家。
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当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并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而韩国则在2005年生效了抵御外资恶意收购的新规则。
“毫无疑问,设了红绿灯,照样要出交通事故,”王巍说,“但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先设红绿灯。”
而“红绿灯”的缺失,正是中国的现状。中国没有完善的审查机制,而且各项管理规定均出自不同部门的规章,要求并不完全相同。一位在几十次并购中担任财务顾问的人士告诉记者,“所有的管制都在灰色地带,处理不好得头破血流,处理好了就长驱直入,即使不符规定也能找到办法,比如分成两次交易,或者特批一事一办。”
依据国际通行规则,制定透明、稳定的外资并购政策,成为眼下的头等要务。有关部门提出明确建议,包括:划定战略性行业和敏感性行业(包括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对这些行业明确外资股比限制,不允许外资设立控股和独资企业;设立跨部委的外资并购联合审查机构,对项目从市场供需总量、行业发展、生产力布局、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公众的角度全面审查,必要时举行听证会;建立外商并购投资项目的例外情况评估审查机制,设立跨部门的评估审查机构,审查重点是装备制造业外资并购重组,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产业安全,防止垄断。
同时,外资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被全面反思:外资企业进口设备可减免税,一年免税额达数百亿;所得税“二免三减”;地方政府大量提供的用地用工优惠等等。
一系列法律调整正在进行中:关于内外所得税合并的立法今年将要审议,反垄断法的立法正在进行中,关于外资并购的法律也被建议尽快列入立法计划。
但仅仅限制并购,显然只是中国产业发展的条件之一,上述官员说,“根本上来说,目前装备业的失守,是因为民族企业太弱小。无论门打不打开,都得承认得一个事实,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无长袖,所以不善舞。”
化解危局的根本之道无疑在于自身强大。自主创新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国每花10美元引进技术,只花1美元消化吸收,而在韩国,这几乎是可以颠倒过来的两个数字,这一情形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