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9-2 来源: 南方周末()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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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本土资本中的另一支力量民营资本则因为长期的政策、金融歧视而实力弱小。
1999年3月，中国宪法写上私人部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只是“补充”。即使身份已明，但各种政策歧视依然存在，尤其是缺乏金融支持，使民营企业难改孱弱。
2004年，数据显示，国内银行业的资金还是70%以上贷给国有部门，对中小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
缺乏融资渠道的民营企业从何运作动辄上亿的改制资金？何况与这些骨干企业相比，他们在品牌、技术等诸多方面本来就难望其项背。
黄亚生在其《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中写道，当中国撤销FDI限制后，国企与民企都不具有与外资相竞争的能力，外国投资企业的主导性继之而起。
与外资进入加速并行的，是不断深化的国企改革。这项改革由于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而起步于1980年代，1990年代末确定“有进有退”的方针，2003年后政策鼓励外资并购。
这一年，国资委成立，掌门人李荣融公开警告央企负责人，倘若做不到行业前三名就另找婆家。这一年一系列关于国企改革的文件出台，诸多内容鼓励并购。11月，国资委主持召开并购重组高峰论坛，诸多国际投行机构和跨国公司负责人盛装与会。
此时，国企改革已经从“抓大放小”走到了大中型重要企业的改制。
随着这些资产基础更优良的、利润率更高、行业更具重要性的大中型国企进入并购市场，蓄势已久的国际资本们随之起舞。而地方政府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发改委在报告中也承认地方政府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背负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冗员和陈年债务，改制迫在眉睫，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没有着落，地方政府一般采取在产权市场招标出售国有股权以换取改制所需资金。”
一位受访官员形象地描述了他们的心态：“(国企)改不好，也管不好，迟早是包袱，怎么办？卖吧。”
徐工收购案正是如是发生。在选择买方时，管理层收购完全没有可能——净资产有10多亿元，经营管理层和技术骨干只有不到500人，怎么支付收购成本？向公众募集又面临国有股一股独大、机制无法彻底转换、资本市场长期低迷等一系列问题；向民间资本的出售既无法找到可信任的买家，也面临道德风险；其他国企大多面临同样困境，更不是考虑的对象。无奈之下，徐工最终决定采用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国际投资者，凯雷正是在此时介入。
“设立红绿灯”
装备业情势惊动高层。李德水公开指出，“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无疑反映了高层的担忧。
装备业外资并购引发的争论在中国已多次出现。早在1994年，“中策现象”引起震惊，后以叫停而结束；2003年，西门子并购沈阳变压器厂引发强烈反应，也被阻止。但这些均为个例，外资的进入并未受到整体影响。
此次，发改委的调查显示，“并购造成了装备行业市场过度集中和垄断，国内企业失去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并购后国内企业处于弱势地位。”
反思显然并非保守主义情绪的蔓延。如果说美国以“威胁国家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