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代初期,外资已开始试探进入中国,但当时只能建立合资公司,而且面临诸多政策限制。
1986年《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对外进一步开放,诸如外资企业实行优惠税率、将批准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等实质性政策,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也呈大幅上扬之势。中国成功加入WTO之后,开放的步伐更是不可逆转,进入既定轨道。
1979—2000年,中国共吸收FDI(外国直接投资)3462亿美元,93%发生在1992年之后。外资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世人有目共睹。目前,中国已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FDI全球第一。
尽管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业界都未能提供外资并购的统计数据,但各界的共识是并购已成为近几年来外资进入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的并购策略从过去的相对分散不约而同调整为:对象必须是竞争力较强、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最好能绝对控股。
装备业由于其核心地位,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外资竞逐场所。从已经披露的10多个案例看来,外资并购基本采取坚持控股、进而独资的策略,一些遏制竞争的现象时有发生。
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减少竞争者以进行市场垄断。曾经掌控中国电池市场一半份额的南孚,与摩根合资并被控股后不久,摩根便将股权悉数转让给南孚的美国对手——生产金霸王电池的吉列公司。
真正触动国人神经的是,代表国内行业最高技术水平的重要企业被并购,将意味着中国本已崎岖的自主创新之路更为难行:失去了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中国失去了在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自主研发平台;无锡威孚与德国博世合资后,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欧III以上产品只能仰仗由博世控制的合资企业。
“总得有个地盘有个平台才能自主创新吧?这样下去,谁来自主谁来创新?”3月17日,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面对记者难掩忧虑。
并购的逻辑
就像美国朝野在讨论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一案时,弥漫着强烈情绪一样,在评论惊动中国朝野的徐工并购案时,众多的评论使用了“廉价掠夺”、“入侵”、“沦陷”等感情色彩强烈的语汇,跨国公司们似乎成为不怀好意的入侵者联盟,这无疑令人警惕。
一位多年为外资并购担任财务顾问的中国专家对此不无担忧:“跨国公司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不是有统一指挥的政治力量,而是各自为政为自身利益而战的商业企业。”
其实,麻省理工大学副教授黄亚生早已指出,外资在中国的扩张,有中国国内的因素。
目前披露的并购案例中,明显可见的驱动力来自地方政府。在装备行业,企业大多为地方国企,是外资得以大规模收购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地方政府来说,外资是最好的选择:既可完成国企改革的任务,又有招商引资的成绩。但更为重要的是,长久以来的制度设计,使得可供他们选择的对象几乎只能是外资。
国企间的重组难以实现,一则因为普遍亏损往往自身难保,二则由于经济长久以来条块分割,使得31个省份就像31个独立的经济体各自为战,如除了青海与西藏外,其他省份均有自己的汽车工业。
这使167家中央国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