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向文波,三一重工执行总裁。
但8月17日,在再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向文波有意斟词酌句了。比如他在博客中说王志乐“大错特错”,一旦与记者交谈,他便换了一个比较文雅的词:“值得商榷”。
王志乐是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7月下旬,这位跨国公司研究专家就外资并购接受本报专访,认为“徐工被外资并购并不可怕”。(详见本报8月4日“第一访谈”)
卖企业要有底线
《21世纪》:王志乐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全球500强中我国企业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而且势头强大,所以无需过度担心国家经济安全。你认为不是如此?
向文波: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美国人在处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怎么做的?联想电脑不能进入政府部门;石墨出口我国被限制;海尔收购美国家用电器品牌美泰公司,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它都说会影响经济安全。那么,中国把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徐工卖给美国,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多战略考量,我们中国是不是可以以美国安全观机制来建立自己的安全观呢?
《21世纪》:你的意思是说,卖掉一个企业就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
向文波:不是说卖掉某个企业会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问题。我们讲的是一种底线。实际上就是安全保障基础和管制概念。
没有底线,某种意义上就没有哪个企业不能卖,徐工也能卖。
徐工并购有经营层个人利益考量
《21世纪》:在目前吸引外资的国企中,比如徐工和洛轴,我们了解到的是,企业的运营出现了问题。企业在引进外资时可能考虑外资到位比较准时;另外,如果引进的是国内资金,很难判断是否背后有众多的关联交易。你怎么看待这种企业行为?
向文波:徐工会垮吗?徐工自己的说法是强得不得了,“三一”比它差多了。一直以来它都发展得很好,年年盈利,并不是亏损了或者玩不下去要卖掉。为什么会突然有资金危机?哪里出现的?从地方政府讲,是为招商引资,国有企业长期被政府看成负担;从企业行为来看,经营层可能有个人利益考量,比如说保持管理层稳定,改制国企导入股权激励机制等。
《21世纪》:你不认为企业只是企业,要承担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能是过重了?
向文波:企业家做企业是为了什么?它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是企业法定的权利和义务。
《21世纪》:“三一”在并购方面的成绩怎样?董事长梁稳根说“有生之年实现100亿美金收入”,有具体的并购计划吗?
向文波:我们很少去做并购,主要是怕交易过程中的法律、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就是幕后交易;财务风险就是并购后的财务黑洞。国内很多民企就在这两方面犯了错误。只要是阳光下交易,我们都会积极参与。比如徐工改制要谈什么经营层稳定、股权激励,牵涉到这些问题,不是公开竞标,我们就不敢叫价。
以后有机会还是会争取并购做大做强。
《21世纪》:你认为徐工并购案中有关操作规程是有利于外资的?
向文波:现在很明显,凯雷收购徐工条款有利于凯雷,至少成交价格有利于凯雷。还有情况表明,协议审批之前,就已经锁定凯雷。徐工在改制过程中和凯雷约定有合作新项目,涉及资金40亿元,是徐工净资产的3倍,这很反常。从某种意义上讲,徐工改制,已经锁定凯雷,影响了跟别人的交易。徐工跟凯雷在谈40亿项目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卖给其他企业。
反收购是自欺欺人
《21世纪》:但你不认为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个方面军?它们在中国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向文波:企业在中国服从中国法律,这是没错的。现在问题是,美国的企业不但要服从当地法律管制,还必须服从和服务美国的国家利益。我打过比方,如果徐工被凯雷收购了,某种意义上就不会再为中国军事工业提供战略装备,这是肯定的。它的技术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