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9-21 12:24:00 来源: 环球企业家()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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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经在凯雷工作十年的董事总经理冯军元的说法，对张淑国等业外资深人士的引进，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过去几年里，凯雷投资集团进行着全球范围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凯雷在亚洲的团队也感受到这方面的需求。
作为PE业最富成就的公司之一，凯雷创立于1987年，并在随后的20年间拥有高达31%的平均回报率。据Thomson金融公司统计，同一期间内，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增长率仅为9.8%，而PE行业的平均回报率为14.2%。
在很长时间里，凯雷的业绩来自于其独特的定位和运作方式：在邀请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美国前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等人加盟后，凯雷利用其丰富的军政商资源获得了国防和航空企业的诸多并购机会。
但“9·11”之后，凯雷进行了一场被成为“大实验”的极为剧烈的战略转移。这一努力，既是为了借此重新打造其以往过于神秘以至于被争议围绕的品牌，也希望由此将一家以三名创始人为核心的公司变得更可持续发展。其中的标志性动作，就是告别老布什、梅杰等政治要人，代之以原IBM董事长郭士纳等商界人物。
据曾与郭士纳数度接触的凯雷亚洲区人士称，这位曾经拯救蓝色巨人、好读明史的战略大师，热衷于对内部强调“不要低估挑战”、“改变需要时间”等理念。这也让凯雷获得了更强调耐心改善被投企业经营状况而非投机的企业文化。
具体落实到中国的收购实践，对于管理的强化就显得更为重要。技术上，因政策仍不允许杠杆收购，这让PE公司们少了一种挖掘利润的方法，也就必须更依赖于管理的改善。而更根本的差异是，与美国公司普遍具备成熟的管理基础不同，中国公司的体制更不完善。一个细节是，张淑国发现诚德竟然没有官方的电子邮件系统，而这正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在美国的收购项目中绝不会遇到的工作。
凯雷所聘任的，并非“野蛮人”，甚至他们的风格偏于亲善性。
张淑国拥有工程师背景，言语柔和。在通用汽车的经历，让他习惯于用两个坐标系判断一名管理者：能力，以及为人行事风格，后一方面的重点，就包括“是否一个好的沟通者”。相比之下，施维德和潘昌的性格都更为活跃一些。施维德日常穿着相当休闲，谈吐间丝毫不给对方以压力感。虽然施是凯雷四十人的中国团队中唯一不会说汉语的高层，但他在柯达大中华区任主席时，曾主导签订了轰动一时的“97协议”，为柯达奠定了一个极佳的市场领先位势。他还曾主管可口可乐中国区的业务。
被问及由于PE在中国的收购大部分处于非控股状态，一旦企业所有者与PE的意见不一致时如何解决，施维德的答案是不断沟通：“我们可以和管理层一起工作，他们会看到我们的想法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来给企业家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希望作为一个意见提供者。”
有着浓重香港普通话口音的潘昌，曾撰写过一本《听老板的就错了》，而在去年的太保寿险精英会上，演讲前，他向所有人鞠了一躬，称他们为“我的老板们”。在太保之内，他被评价为“把员工看得很重要”。
潘昌在台湾保险业最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是一名老兵在机场被人碰了一下便突然去世。按照商业规则，保险公司不必对此进行偿付。但安泰竟然找到对方家属，出钱由对方起诉安泰。“这样的话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为业界树了一个标准”，潘回忆说，“法院判我们不赔，但是我们还是赔了，不过不叫赔金，而叫奖金。因为他帮助业界树立了标准。”
进入太保
2005年、2007年，凯雷先后两次投资于太平洋保险，毫无悬念的成为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笔收购投资。
而这一项目随后的进程，则将充分展现这家PE公司对于其被投企业的影响可以发挥到何种程度。
凯雷与太保的接触始于2002年，正式的谈判则从2003年2月开始，到2005年底签约，全程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关于它的漫长，内部人士乐于说起一个玩笑：负责太保投资的董事总经理冯军元，在这一期间有两个孩子出世。
这一“漫长的婚约”之所以能够达成，有赖于多种因素。但居于主流的两个原因是：客观上，作为一家PE公司，凯雷能够较为长期的承担风险，这正契合太保所在的寿险行业需要长期投资的特性；主观上，凯雷投资一家企业的意图，并非依据自身意志彻底改变被投企业，而是通过改变机制、流程，让其原有员工发挥更大效能。
从1999年到2003年的5年间，太保并先后跟花旗、安泰、AIG等8家公司进行过认真的商谈，遇到普遍的担忧是：已经上市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