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达能“婚姻危机”路经调查

先是宗庆后自曝“达能强购娃哈哈”，后是达能高调回应“不存在恶意圈套”，一时间，娃哈哈与达能的恩怨引来满城风雨。

4月10日，风雨继续。当天，娃哈哈集团工会委员会、娃哈哈集团北京销售分公司经销商分别发布声明——《娃哈哈集团全体职工代表声明》和《关于达能集团声明的声明》。

两份声明的论调一致：“‘娃哈哈’是宗老板、娃哈哈所有干部员工及经销商一起打造的”，而“外资没有给企业任何技术、研发方面的支持”。

而在此之前，宗庆后业已向外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坚决拒绝达能并购，“最坏打算”是另立品牌。而对于与达能合资10年来的恩怨，4月8日，本报记者致电宗庆后时，他的表态是：“我肯定还会讲的，一定要说清楚。”

一切的问题根源都指向了商标使用权。娃哈哈为什么要合资达能？合资协议中，关于商标使用权是如何规定的？围绕着这一核心矛盾，合资10年来，两者发生了怎样的摩擦，以致恩怨爆发？

连日来，通过本报记者的独立调查，娃哈哈、达能10年恩怨的背后，围绕着娃哈哈的控制权，达能的布控与宗庆后的反布控，其博弈路径渐次清晰。

合资与改制

在宗庆后的缜密算盘中，引进达能，除了解决娃哈哈当时面临的市场困境之外，更是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

1987年，娃哈哈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成立，宗庆后等人靠着14万元借款生产口服液起家。“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投，”2005年1月宗庆后曾向本报独家披露，娃哈哈当时100％算是国有的，这只是因为宗庆后“是杭州市教育局的人”。

1991年，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老牌国企杭州罐头食品厂，这家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令娃哈哈倍感压力。“是在杭州市政府安排下收购的，一下子增加了2000多个员工，光是依靠营养液的生产销售消化不了这么多人员。”宗庆后事后透露说。

1992年5月，娃哈哈向内部职工募资融得资金2.36亿元（人民币，下同），组建杭州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美食城）。随后，在杭州浣沙路投资筹建一座华东最大的美食城，并着手筹备美食城上市计划。

据曾担任宗庆后助理的卫军英向本报介绍，“飞速发展的企业需要资金支持，最初宗老板希望上市融资，但娃哈哈的性质比起那些真正的国有企业，有点像后娘养的，所以一直无法上市”。

另一方面，由于从来没有操作过类似项目，美食城工程拖延六年之久，耗去了娃哈哈巨额资金。而作为浙江省最早的九家股份制企业之一，它也延误了上市的良机。

1993年前后，宗庆后从保健品市场转入饮料领域，先后开发出酸梅饮、关帝白酒、清凉露、平安感冒液、涪陵榨菜等产品，但并未获得成功，公司一度陷入绝境。

长期关注娃哈哈的财经作家吴晓波撰文称，“便是在这时，达能前来洽谈合资。有了那笔注资，宗庆后找到纯净水产品，才有了后来的‘奇迹’”。

1995年，经百富勤直接投资部经办人徐新（现为今日资本集团总裁，记者注）牵线，达能与娃哈哈开始接触洽谈合资意向。

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集团、美食城联手法国达能集团、香港百富勤公司，正式成立杭州娃哈哈百立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和杭州娃哈哈速冻食品有限公司等五家合资公司。

“与达能合作不是娃哈哈混不下去了，去求人家投资。”宗庆后曾多次表示，“而达能正想利用我们赚钱，这样我就比较主动。”其“三坚持”原则亦广为人知——坚持合资不合品牌；坚持娃哈哈全权经营；坚持凡合资企业中无论在职或退休员工不丢弃一个人，全盘接收。

他曾向本报表示，达能的投资都只局限于娃哈哈集团的生产领域，娃哈哈下属的销售公司向其“购买”产品，而达能就从这些独立核算的合资生产企业分得51％的利润。

一位曾亲历合资签约过程的杭州政界人士则向本报表示，当时娃哈哈发展较快，客观上吸引了达能等国际资本的关注，但“很难讲是谁先找上谁”。

而正是这次合资，有力地推动了娃哈哈集团的改制。到2000年集团改制完成之后，整个娃哈哈集团的股权关系已经演变为三大块：第一块是前身为国有企业的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宗庆后29.4%，管理层及员工24.6%，杭州上城区政府46%）；第二块是日化、童装等新兴业务，由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及杭州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或独资设立（宗庆后60%，职工40%）；第三块就是1996年以后与法国达能的合资项目（达能51%，娃哈哈方面49%）。（详见本报4月9日第18版报道《“商标使用协议”反戈：娃哈哈、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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