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近3万字的调查报告5月23日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出炉。报告名为《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
农民工依法维权的代价到底有多大？报告执笔者肖卫东说，以讨薪为例，“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根据我们的结论，为了索要这1000亿元欠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肖卫东说，他们计划将调查报告呈送全国人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希望能引发人们对农民工维权制度的思考。
《调查》结论：讨薪1000元综合成本至少3000元
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
“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诉讼，农民工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还有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一般情况下，讨薪1000元需要付出综合成本至少3000元。这还是保守的计算。根据我们对17个案例的调查情况来看，每个案例的维权综合成本都超过1万元。”报告执笔人肖卫东说。
“根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根据我们的结论，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的成本。”
肖卫东说，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而选择绑架、堵路、跳楼、爬塔吊等暴力、极端手段维权，原因之一便是维权成本过高。而有的人在付出巨大成本后权利仍然得不到维护，或是处理结果不能弥补他们付出的成本。
在分析农民工维权成本巨大的原因时，肖卫东说，他们曾经做过统计，仅全国性的劳动法律法规就有962部，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与地方性法律法规之间在实施细则上有多处矛盾的地方，甚至同一部门颁布的法规也互相冲突。“新的法规出台后，老的却没有废除。一名法律工作者想弄清楚这么多规则也要假以时日，更何况农民工呢？”
肖卫东认为，“程序繁琐”和“处理时限长”也是造成农民工维权成本巨大的原因之一。
《调查》过程：一年半时间调查8省市17个案例
从2003年12月开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律师们的调查足迹遍及北京、陕西、重庆、广东、黑龙江、山西、河北和湖北等8个省、直辖市，共发放农民工维权状况调查问卷8000份。
《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由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佟丽华、肖卫东和时福茂等数位律师发起并执行。
报告执笔人肖卫东说，2003年底，温总理为农妇熊德明讨薪一事，是启发他们做这个调查的原因之一。
“总理到重庆为农民工讨薪，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那时，关于农民工为讨薪跳楼等事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我们援助中心也接到来自各地的援助要求，加上我们正在做两个民工欠薪的案子，和劳动部门尤其是劳动监察大队打交道，觉得的确很难，于是就想从个案开始研究一下农民工讨薪难在哪里、原因是什么。”肖卫东说，为了完成调查报告，他们研究了8省市的17个典型案例。其中一些来自他们正在援助的案子，更多则来自媒体报道。而每一个案例，他们都亲赴当地与当事人进行面谈。
在陕西、广东、河北等调查地，他们找了当地学生发放和回收问卷。在黑龙江，一家报社的发行人员帮助了他们。
在广东、河北等地发放问卷时，农民工追着发放问卷的志愿者，争相请求援助或是倾诉他们的苦恼。
当然也有令肖卫东尴尬的时候。在北京一个劳务市场发放问卷的时候，打工者起初以为他们是来招工的，就一窝蜂上来抢，结果发现只是律师来调查，就随手扔掉……
2004年底，17个案例的调查完成，进入个案材料整理阶段。
2005年5月23日，《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完成。
《调查》案例：27名尘肺农民工4年艰难维权路
在陕西山阳县27名患矽肺病的农民工的维权历程中，农民工代表谭丛华4年来走过的维权线路如下：
洛南县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洛南县劳动局—洛南县政府—洛南县法院—商周市劳动局—洛南县卫生防疫站—商周市卫生防疫站—陕西省卫生厅—商周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陕西省信访办—国家信访局—